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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
原来，他所谓的拉屎，很多时候是撒尿。可谁又会经意这些呢？不经意，所以不知道他没有家伙。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现在知道了。这在千河口的村庄史上，是不能漏掉的一笔，甚至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不是因为世道变迁，冉大娘必将有更大的作为。遗憾的是，世道变迁这件事，是冉大娘无法左右的。土地下户了。也就是说，各干各的了。对冉大娘而言，这又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她弟弟冉幺娃的饭量大，甚至也超过了死神收走千河口的青壮男人。大集体时代，村中男女窝在一起，能找到千百种吵架的理由：我家粪便的品级评低了，分粮食分到我家时秤杆往下垂了，我分明比你多挖一锄工分却跟你一样了，等等等等，都是理由。现在各干各的，还有什么理由！
当然也是有的。比如你割牛草的时候割到了我家的塄坎上，再比如我晒粮食的时候被你家的鸡吃了几颗……但终归起来，理由毕竟少得多了。
冉大娘的落寞，我真不忍说，更不忍看。好在我离开了村庄。读初中时就离开了。当我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就正式离开。这些年里，因为缺少机会让冉大娘吵架，村庄变得是那样平庸。男男女女，坐下来就打牌，不光打以前那种长牌，还打扑克，打麻将；也不是像先前那样输了往下巴上粘纸胡子，而是输钱。村里到处是赌场，热天把赌场设在竹树下，冷天设在家里，春节期间也见不到几个人在外面走动，更见不到踢毽子的、碰钟的、打钱棍的、耍车车灯的。
紧跟着，冉大娘不仅没有架吵，连说话的人也没有了。比她岁数大或跟她年纪相仿的，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好几个人，相继归于黄土。桂成国去了三里外的拐枣弯，白天放羊，晚上跟野猪睡。别的，都老得不想说话，只陷入无边无际的回忆里。冉大娘的男人李建权，本来身体好好的，有天拿着锛舌去院坝边的碌碡上磨，下梯坎时摔了一跤，摔成盆骨骨折，虽是治好了，可从那以后，他就滋着地板走路。滋、滋、滋，听了前一声，要等下一声，像要把人等老。他不再做木匠活了，每天起床，从家里走到院坝，又从院坝走回家里，就差不多用去一个上午。而冉大娘还照常砍柴，挑粪，割大背的猪草。每当她汗水起淌地从坡地回来，见男人在滋着走路，她站下来就骂：装！你狗日的再装像些！无论怎么骂，李建权都像没听见。他是真没听见。并非耳聋，而是山风河水般的回忆，把他的魂带走了。再后，把他的身体也带走了。他死之前，我恰好回了老家，上院子时，见他坐在青坎上烤太阳，那眼神，已退回去很远很远了。我过去给他递烟，他把烟接了，望着我，老半天没认出来，我说建权爸，我是李壮啊。他说：你是壮娃子？我说我是壮娃子。他说：壮娃子，你说说看，我还这么活起，有啥益呢？这真把我问住了，嗫嚅着说不出话。幸好我哥听到声音，出来喊我，我才脱了身。第三天他就死了。他一死，冉大娘连个可以随时臭骂的人也没有了。好些年前，他们就跟儿子分了家，李建权死后，李科并没叫母亲跟他们同住；即使李科叫，他老婆也不会同意，李科的老婆叫秀莲，刚嫁过来那几年，秀莲的眼泪没干过。她在婆婆面前，喘口气也是罪过。婆婆骂她，也骂李科，她不敢还嘴，就把嘴肿起来。她不知道婆婆希望她还嘴。你不还嘴，还把嘴肿起来，冉大娘就觉得，反正肿了，不如再肿凶些，便逮住了秀莲的嘴皮撕。后来分了家，情况才有所好转。但秀莲对婆婆的恨，从未减少分毫，怎么可能答应跟婆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过冉大娘也不需要，她又不是做不来吃的。只是年纪确实很大了，到底比不得先前的肝精火旺。干了一天活回来，她弄了饭吃过，累得慌，本该躺上床睡，可长夜漫漫，睡几觉也熬不到天亮，不如睡晚些。于是她去看人打牌。她啥也看不懂，只看人家数钱，那些钱都像不识主人的小狗，才从东家跑到西家，转个身，又从西家跑到东家，她看得迷糊，就啄瞌睡，细瘦黢黑的脖子往前一挞，头上的青布帕子就挞到火堂里，有好几次，人也差点儿栽进了火堂。
(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