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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森，年已耄耋，几经沉浮，淡看风云。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人称“犟拐拐”。从事30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著有《那年那月》《烟云苍茫》《为生命留言》。
“达州多少事，都记脑海中”，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居诸迭运照凡尘，莫让往事随人去，所以，今日“倚老卖老”，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
张献忠剿四川是是非非
湖广人填四川前前后后
（十五）
第九章 五方杂处 湖广人居多
学者孙晓芬女士所著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已经把“湖广填四川”一事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说得极其详尽。近年来，各地不少姓氏宗族编纂的《宗谱》《族谱》似雨后春笋般问世，大多对姓氏源流、填川迁徏经历、艰辛创业的奋斗精神有所表述。我这里只作些许补充，且多着眼于达州境域及其相邻地带的大体情况。
移民填川规模大，时间长。
清顺治年间，主要是招抚流亡于外省的川民回籍复业，也动员毗邻陕西、湖广籍百姓入川垦殖。但尔时，不但垦殖政策不完善，而且“摇黄”之乱未靖，成效甚微。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之乱”又起，从陕西边境入川垦殖者又多死于战乱，使初期阶段的招垦和移民工作受到挫折。
康熙二十二年始，全国全川进入相对平定时期，恢复和发展经济已是清政府的首要国策，大力移民入川垦殖。明确规定：川内“凡土地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准原主复问”。既确定了所垦荒田荒地的权属，又减免税赋，耕牛种子供给仍有优待，掀起了移民入川垦殖高潮。
雍正六年(1728)，为保障移民均有土地，又规定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旱地五十亩的限额，并继续实行官给耕牛、种子、口粮等扶持办法以及水、旱田地分别三年、五年起科优惠政策。
到乾隆中期，各省移民仍络绎于途。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川总督阿尔泰奏请禁止外省百姓入川，乾隆皇帝认为“……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假）使川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阿尔泰的奏折受到批驳。从康熙二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1721）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段，移民源源不断入川，四川人口剧增。
大量的外省移民进入四川，四川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一般以湖广人最多，其次是广东、福建次之，陕西、江西居第三位，其他是贵州、山东、广西、云南、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和直隶等省。分布于各地的比例差异很大，川东道夔州以湖广人居多.
这里必须说明几点:
一、人口难有精确数字
一是行政区划时有调整，如明朝嘉靖年间镇雄属四川辖地，乾隆五年（1727）改隶云南；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遵义府属四川管辖，雍正七年改隶贵州。
二是人口没有统一的计量标准。《四川古代史稿》444页载：人口统计“丁”指16岁至60岁的男子，不含妇女、老人和儿童。“丁口”包括妇女在内；史籍上又有“丁女”这个称谓，但“丁女”的年龄界限并不明确。至于“承粮花户”本指土地所有者，即土地业主，如果把纯佃户排除在外，一大批非农业人口更不会列入统计之内了。其次，户口编审和官（地方政府）民（人口）之间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登记手段落后。现存数字、年代参差不一，即使同一时期的户口统计，在不同的记载中彼此抵牾，所以户口统计数字与户口的实际情况是不完全符合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张献忠剿四川真相》的作者说，明朝末年，四川约有600万人。我再查《四川通志·卷五上·户口》它把“人丁”和田赋连在一起，这“人丁”是指成年人，还是指所有的男女老幼，实在难详其说。历代史籍上还有“民人”一词，这“民人”本指老百姓，是否包括官宦、军籍也难判定。
二、为何湖广移民最多
湖广省本称“湖广行省”，即元朝至元中期设置的“湖广行中书省”，以辖境兼及宋朝时期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和广南西路而得名。省治设在武昌路今湖北省武汉市。其辖境相当于今湖北长江以北的小部分、以南的大部分、湖南全省、广西全区、广东自电白、茂名以西和贵州除北盘江流域以外的地区。明朝初年，北界扩展至今湖北省界，西部划归贵州省，划出原广南西路地区另置广西省，但省名仍相沿未改。其辖境约当今湖南、湖北两省地。清代置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省、贵州省，通常仍称湖北、湖南两省的总督为湖广总督，民间仍习惯称“湖广”。
清初，湖广地域辽阔，人口相对稠密，其地理位置与四川接壤，又有长江通入四川，在古代交通条件下，是进四川的最佳路线。康熙中期，湖北宝庆、武冈、沔阳等地人民“托名开荒携家之蜀者，不少数十万”。康熙、雍正年间，湖北境内有很多居民迁往四川。特别是雍正五年（1727）湖北粮食欠收，由长江水路入川的“楚省饥民数以千计”。据《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载：
乾隆十八年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408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辉等991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胡志章等8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39户
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58户
乾隆十九年
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281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1612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140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73户。
乾隆二十年
湖南省入川民人蔡之茂等1860户
广东省入川民人高才三等590户
以上三年每年移民分别是1818户、2106户、2450户，一户以5人计，每年移民分别为9090人、10530人、12250人，平均每年移民1万人左右。
三、湖广移民又以麻城最多
麻城是移民重点县。麻城在今湖北省西北部，举水上游，大别山南侧，邻接河南、安微两省，当今京九铁路通过境内，并有支线通武汉市，1986年改设麻城市。汉朝时候麻城属西陵县辖，南朝梁置信安县，后赵（公元319年始）朝廷令征东大将军麻秋率部卒到大别山南麓筑城戌边，当时的城是军事防御工事，老百姓把麻秋所筑的城叫“麻城”。隋朝正式置麻城县。传说麻秋这位大将身材魁梧，面貌凶恶，打仗勇如猛虎，人们把他叫“麻老虎”。这个民间习俗后来传到四川夔州一带，我们达州也用“麻老虎来了哇”吓唬小孩。
麻城县“屏蔽江淮，北控天中，东引吴会，形势险要”，是古代兵家必据之地（1927年11月，共产党人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黄安、麻城农民武装起义，历史上叫“黄麻起义”）。麻城地理条件优越，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唐朝时候开发较快，人口日渐增多。其后，很少受社会动乱波及。元末明初战乱年代，很多人迁往麻城避难，以致人口剧增。据麻城旧县志记载，明朝时候，麻城县划分太平、仙居、亭川、孝感四个乡，并有地图标示，“统一百三十里”。当时的“里”是基层行政单位，“里”至少有编户一百十户。从这个数字看来，麻城不但幅圆很宽，人丁也特别多。何以证明，明正德年间（1507-1521）整个达州的编户只有八十里。据旧《麻城县志》记载：明朝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嘉靖四十二年（1564）置黄安县（1952年改名红安县），又析太平、仙居二乡入黄安，（麻城县）止七十四里。由此看来，今天四川尤其是达州很多人说祖籍麻城孝感乡，有人说祖籍是黄安孝感，还有不少人说是黄州府。旧时，达县街巷轶事说：“滩头街住扎的黄州老陕”，把黄安黄冈人与“陕老二”并称。（这黄州府）原在广西防城市西南，是梁大同元年（535）置，隋朝开皇九年（559）废。民国年间达州人所指的“黄州”可能是湖北黄冈，因为当时“黄州老陕”入川，从事棉花或黄裱纸生意，棉花由陕西旱路入川，黄裱纸由旱路或水路出川，故有“黄龙出、白龙入”行话。我们达州不少姓氏不但说祖籍是麻城，甚至说是麻城孝感乡高埂堰。这不足为奇，因为清初“奉旨填川”，政府可能有迁出地、迁入地总体规划，加上行政建置变更频繁，正如当今的达州、绥定、达县、达川、甚至还有人把乡（镇）政府叫“公社”一样。
上世纪90年代末，达州市第一中学教师廖正杰与夫人谢刚琪女士编纂《达县明月廖氏族谱》，他俩持达川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介绍信，到麻城市寻根访祖，受到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及同仁的热情接待，认为他俩是“回娘家探亲的第一对亲人”，并为他俩的采访提供诸多方便。但麻城旧县志上对清初移民填川只有些零星记述。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专门为这事召开了座谈会。据一些年老的知情者陈述，明末清初麻城县也处于多事之秋，旱灾、水灾频发，散兵游勇骚乱四乡，大别山下一带虎豹昼夜出没伤人，民难安业。加上孝感乡有一农妇生了个双头四脚的怪胎(即连体婴儿)……如此种种加重了当地老百姓的心理压力，不少人也愿意远走他乡，致使有的姓氏阖族迁徙，孝感乡高埂堰一带迁走了三十多姓。
高埂堰原是一条较低又长的挡水建筑物，常遭大别山下流的洪水冲袭，而今已成季节性溪流。
四川麻城人多还有以下原因：明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张献忠进军麻城，招兵57000人别立新营，次年七月改称“英勇营”，由洪正隆率领随张献忠入川。张献忠败亡之后，部分幸存者或入“姚黄”部属，或散布四川各地，不敢也不能回原籍，隐姓埋名。乱定之后落籍四川。
还有，极个别姓氏人少势单，附会于湖广麻城，认亲傍亲以期得到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