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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全森，年已耄耋，几经沉浮，淡看风云。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人称“犟拐拐”。从事30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著有《那年那月》《烟云苍茫》《为生命留言》。
“达州多少事，都记脑海中”，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居诸迭运照凡尘，莫让往事随人去，所以，今日“倚老卖老”，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
张献忠剿四川是是非非
湖广人填四川前前后后
（十一）
第七章 人口锐减 几重原因
张献忠败亡、大西政权瓦解之时，四川还存在不少丁口。一二十年之后四川人口锐减，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百不存一境况。这人口锐减除被剿杀、部分逃往外省之外，还有以下主要原因。
一、长时期大规模的战乱
早在明正德三年（1508）冬，湖广生员崔逢头、施州卫军人张瑞、王虎率领暴动群众80人抵四川大宁（今重庆市巫溪），大宁盐场内四川营山县人鄢本恕与邻水县人廖惠（又名廖麻子）聚集千余灶夫（制盐工人）响应，围攻大昌（今巫山县大昌镇），崔逢头在战斗中阵亡。四年春，鄢、廖率部撤离，转入东乡和通江一带活动。这时，营山县人蓝廷瑞也加入暴动队伍，众推蓝廷瑞为首领，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下设四十八营总管，统率各部，流动于夔州、保宁、重庆及湖广、贵州边境。明《正德实录·卷五十四》载：四年九月，“六科十三道奏，两广、江西、湖广、四川、陕西等处，自本年正月以来，群盗纵横。”同书卷五十八也说：“四年十二月，先是夔州之东乡，保宁之通江，皆有盗啸聚既久，多者二千余人，少亦不下数百，分营立寨。”农民领袖刘烈又在保宁山区活动，其行迹异常，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很好，转战川陕边境。正德五年冬，川南又爆发了曹甫、方四起义，转战川中。
这次四川农民大起义持续六年之久，相继失败。《正德实录》卷七十六、八十八记载，明朝政府官员也公开承认：“今盗贼所过乡落，（民众）莫不椎牛供具，甚至为之持门屏以避石矢，为响导以攻州县”，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相反，官军纪律松弛，焚烧劫掠，无所不为，故经过之地百姓闭门远逃。明军还在部队中设记功御史，以“上首论功，妄杀平人，岂止千万”（“千万”成千上万之意）。
明朝末年，军官的腐败甚于地方官，他们明目张胆吃空额，扣军饷；军人的残酷暴虐，往往甚于土匪，不但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滥杀无辜，甚至还有吃人现象。明军大将刘泽清经常以杀人为乐，并取人心、人脑食用，而“颜色自若”。当时的明内阁大学士文震孟坦白承认，明军的普遍情况是：“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首）级，半是良民。”崇祯十四年（1641）上任的明郧阳兵备道、按察使高斗枢说：“左（良玉）兵二三万，一涌入城，城中无一家无兵者，淫污之状不可言。数日启行，复罄没其家以去。去十许日而予至，米菜俱无可觅。士民相见，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真惨极矣！”明末军队军纪之差，为多种史料所证实：他们所至一处，“掘地拆堵，细细搜掠。凡民间埋藏之物，尽数获之，班师回日，除主将车载不计其数外，即一火头军，俱四五驴驮不等，万耳万目，其睹共闻，一家有银钱，则掳杀一家，一村有富室，则掳杀一村。玉石俱焚，惨烈于贼”。“乱兵杀掠淫掳，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
官军在他省犹如此，何况到了乏粮的四川就更加凶残了。清军也杀戮汉人，抢夺粮食。在诸军并进四川之时，侥幸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欧阳直坦陈：“贼去兵来，兵去贼来，循环旋转于川北、川东，迄无宁日。贼固酷于杀掳焚劫，而琐细不取，官兵虽不多杀人，其劫掳吊拷悉同于贼。且并敝衣小物，莫不席卷，民不聊生矣。”
在这境况之中，百姓怎么安居乐业发展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张献忠据蜀期间，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绝大多数耕地撂荒，积存的粮食则被搜掠净尽。四川遇到了严重的饥荒，粮价大涨。据清人费密所撰的《荒书》记载：“州县民皆被杀戮，一二孑遗皆远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极匮乏，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自土司，米一斗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
家有钱粮的人毕竟不多了，于是吃人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五马先生纪年》载，清兵入四川之后。地方秩序稍有恢复，傅迪吉因事由简州赴成都，亲眼看到吃人。“宿谭家场，这里还有人家。见到有七八个人，饿得将死，睡在板上。时而张（手），时而睁目。明日翻山到了毛家坡，见沟下有烟，我于是令人到那里讨火，正撞住杀人吃，我的仆人将吃人者锁绑来，问他们肉从哪来，他们说从贺家场弄的。让他们带路到贺家场，见有七八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将一少妇打起，问：‘你们何故杀人吃?’她说：‘我们有何本事杀人！是公婆将死，（这人肉包）去与申从天、申从文弟兄买来。’余问：‘怎么买来?’答以‘一两银五斤。’”
吃人之事，在彼时的史料中记载甚多。再引欧阳直的亲身经历：“我在军营中听说外面有吃人的事，我还不信。不久，随抚军马公驻内江，乡绅范文英的弟弟带着他母亲来求粮食，马公给了他几升米，不料回家的当夜粮食就被邻居抢走，又把范的弟弟杀了吃了。”
及到后来，欧阳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后来我路过威远的时候，遇到十数个饥人。他们叫我们过去和他们同路走，我们不敢过去。他们大声喊叫说：‘你们走也走不远，不如留下两个给我们当粮食吧！’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个村子，见一家屋里有锅冷肉，大家争着去吃。待进厨房看时，才看见一个无发小儿的头，原来我们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军人们何尝不是如此。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在报给上级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催来稻谷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获贼徒，未奉上级命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
地方土豪武装更是如此。欧阳直《蜀乱》记：“合阳土豪李调燮，曾对我说过，他们集合士兵扎寨时没有粮食，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时都按杀猪杀羊的办法。”
四川本地的倡乱军，甚至有纯以人为粮者。《五马先生纪年》载：“栽秧完，突又遭摇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
张献忠败亡之后，四川战乱更为酷烈。清顺治四年至七年，清军击杀了张献忠之后进入成都，不久又撤离，与南明军队分别战于重庆，遵义（此时属四川）和嘉定，清军战败，退至川北保宁一带。南明军队这时占领四川境内大部分州县。分守各地的将领却又割据争夺地盘，争权掠地异常激烈。李自成余部和摇（姚）天动、黄龙武装又在川东巫山一带活动。
顺治七年秋至顺治十六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攻克遵义，进入重庆，一度占领川东；刘文秀又从云南入川，一度占据川南，以嘉定为中心攻城掠地。
清军在川北以“保宁为镇，顺庆为边”。后，孙可望投降清军之后，川东被清军占领。顺治十六年，清政府四川巡抚高明瞻入驻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入重庆，四川省除巫山一带，都在清军统辖之中。
顺治十七年至康照三年（1664），清军在四川各地镇压张献忠余部，并派兵搜捕南明残余势力和围剿巫山“摇黄”部属。
清康熙十三年（1673）十一月，清军将领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起兵反清，史称“三藩之乱”。十四年，吴三桂部将王屏藩率部由云南、贵州攻入四川。次年，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附从吴三桂，叛清，史称“甲寅兵变”。吴三桂部属占领四川近七年，直至康熙十九年正月，清军才基本上控制全川。
从顺治元年起至康熙十九年的37年中，四川境內大规模的战事达25年，9年有零星战祸。战祸持续时间之长，拉锯争夺之激烈，实为罕见。成都、重庆是交战双方争夺的大城市,受害最烈。以清军为例：从顺治三年十二月至顺治十六年八月，六进成都；从顺治四年至顺治十五年正月，六进重庆。川东的大宁、大昌、内江等川中地区和顺庆、西充等川北地区是农民起义武装与清军，清军与南明军、清军与吴三桂叛军拉锯激战之地。整个四川境内汉民族广大地区，只有川西南所受战祸较为轻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