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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又称《竹枝》、《巴渝辞》、《竹枝子》、《竹枝歌》，作为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逐步演变为七言绝句，其词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经过笔者的考究，认为《竹枝词》最初的起源和宕渠流域賨人的“勇健好歌舞”、“俗好歌舞”、“锐气喜舞”的地方特色习俗息息相关，发端于賨人口头传唱的民歌。
根据宕渠流域渠县报恩乡清河村发掘出的文物证实，在旧石器时代晚期（2万年前左右）宕渠流域就有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1万年前——公元前2070年），达州历史上的土著先民就已经广泛使用石锛、石斧、骨针、陶网坠、陶纺轮等生产及生活用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居住在宕渠流域的宕水（今巴河）、余曹水（今州河）、渝水（源于仪陇县流经今渠县之流江溪，春秋至秦汉时称渝水。）两岸的土著族人“已学会了用火和捕鱼，并能制造狩猎弓矢，以渔猎为生”（刘兴国《巴人文化初探》）。这支土著族人即是母系时期的遗民，他们崇尚巫神，形成一方酋邦社会集团。这些遗民，就是《后汉书》中所提到的七姓板楯蛮——賨人。由于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活动中，他们养成了“天性劲勇”，崇武好斗的习惯。賨人这个古老的民族，对待生存信仰就是求神救生，求神保福。每遇自然界野兽或外部落入侵时，他们成群结队地手持棍棒、竹子或砍砸器、牟弩为武器，踏着赤脚前进。前者即兴而歌，后者手舞足蹈，围追堵截野兽或抗击外敌。正是这种特色的群体性武舞，兼有体现力量、借助巫术迷惑敌人等作用，从而获取生存的物资，或抵御外侵的能力。日更月徙，逐渐养成了“勇健好歌舞”、“俗好歌舞”、“锐气喜舞”的地方特色习俗。
殷商末（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伐商纣王，天下各部族积极响应，宕渠流域的土著（賨）族人也组军北伐，会师孟津。“八百诸侯，不召自来”（汉司马迁《史记》）。《尚书大传·周传》道：“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在攻伐中，巴渝賨人采取传统特有战法：“……前师乃鼓，鼓师乃慆，前歌后舞”（西汉伏生《尚书大传·周传》），歌声高亢激昂，队伍雄壮，形成“皆齐而歌”，以显征战声威。宕渠賨师，竟能以歌声与战舞震慑殷人，使其临阵倒戈，全线崩溃。由于社会的发展，賨人活动中心由宕渠流域逐渐转移到西汉水（《水经注》曰：“大禹自导汉疏通，即为西汉水也”。即今阆中市嘉陵江段）流域。
战国至秦时期，賨人已徙至今陕南、长江三峡地区生存发展。土著“板楯蛮”——賨人“以射白虎（射杀崇拜白虎的巴人）为事”。汉初，群雄逐鹿中原。汉中王刘邦依靠渝水流域賨人头领范目，召募并率上层七姓（罗、朴、昝、鄂、庹、夕、龚）组军10万兵马，“为汉前锋，数陷阵，锐气喜舞”。《隋书·音乐志》载：“汉高祖自汉中归，巴渝之兵执仗而舞”。“执仗而舞”，就是巴地渝水流域的賨人获胜后，手持武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跳起威武雄壮的战舞，蔚为壮观。高祖观之喜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将其引入宫廷后，还专门配置了专司此歌舞的巴渝鼓员。因此，巴渝歌舞在汉代宫廷内得以大盛，一时倾倒朝野。《水经注》载：宕渠“县有渝水，夹水上下，皆賨民所居”。《巴渝舞》，源于巴郡嘉陵江支流渝水（今渠县流江溪）流域，故名《巴渝舞》。东汉辞赋家张衡亲睹其盛况道：其乐，“盘鼓焕以骈罗”；其舞，“抗修袖以翳面”；其曲，“展清声而长歌”（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通过宫廷演绎发展，与源出渝水两岸“板楯蛮”的“武王伐纣之歌”有所变异。
三国时，诸葛亮于人日出游奉节“长江之滨留下的水八阵（即为踏碛），千万支歌喉引吭高歌《竹枝》，声遏行云，响彻峡江河谷”（《巴蜀竹文化揭秘》）。魏晋时期，由汉乐府传下来的巴渝舞曲共有四章，即《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歌本曲》。因为其词曲皆还保留巴地賨语风格，“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晋书·乐志上》），故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汉称帝后，便命“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改创其词”。三年，又改《巴渝舞》为《昭武舞》。《隋书》载：“晋泰始九年（273）……改《昭武舞》曰《宣武舞》”。南朝梁代复名《巴渝舞》，宋时改为《宣烈舞》。隋朝废止，唐武太后时，保存其舞曲。从此，《巴渝舞》便与武王伐纣时的“前歌后舞”形式愈加遥远，最终为王公贵族所据有。唐以后，《巴渝舞》已不见史载。今土家族摆手舞，疑似《巴渝舞》之传承。
然而，巴渝民间的“武王伐纣之歌”似乎还顽强地保留着它原有的粗犷激越的特色，并至南北朝至隋代这一时期内被赋予民间宗教祭祀的功用。隋杜台卿《月令半粹编》道：“蜀中乡市，士女以人日击小鼓，唱《竹枝歌》，作鸡子卜”。即说人日，是民间驱凶求吉，祷祝人寿及人事如意的一个节日。
《夔州府志》载：唐代开州（今开县）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极赛，邪巫击歌以为溪祀，男女皆唱《竹枝歌》。”唐大历元年（766）至三年，杜甫结庐夔州，吮吸民间艺术养料。“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正是杜甫醉心《竹枝》的生动写照。明人李东阳道：“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清翁方纲亦曰：“《竹枝》本近鄙俚。杜公虽无《竹枝》，而《夔州歌》之类即其开端”。杜甫将民间《竹枝》引入《绝句》，又化《绝句》为《竹枝》，实乃竹枝体绝句之雏形，从而为民间《竹枝》，亦为中国诗坛开辟出一个新境界。杜公后，首以《竹枝曲》为题者——顾况作诗道：“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其似有《竹枝词》诗体内涵。长庆二年（822）正月至四年夏，刘禹锡在夔州（今奉节县，亦是古賨民活动地）任刺史时，入民间，集歌谣精华，仿屈子楚辞《九歌》之精髓，采巴地曲谱，依调填词，首创制作《竹枝词九首》、《竹枝词二首》两组新词，述山水、风俗与男女情爱，独成歌谣诗体。翁方纲《石洲诗话》载：禹锡《竹枝词》“最工”。苏轼亦曰：“道风俗而不俚，追古者而不愧”，“词意高妙”，“奔轶绝尘”。其代表作《竹枝词二首其一》道：“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其语言平易，诗意清新，情调淳朴，历来受到读者喜爱。五代前蜀乾德年（919——925）间，杜光庭在涪江与嘉陵江界处合州观赛神祭社道：“每斗船、驱傩，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鬼怪闻之，莫不远避。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巴渠县（今宣汉县）风俗道：“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竹枝词》，又称《竹枝》、《巴渝辞》、《竹枝子》、《竹枝歌》。其词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
刘禹锡之后，白居易、皇甫松、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等奋起仿效，争作《竹枝词》或有《竹枝》风韵的七言绝句。至元、明、清，《竹枝词》诗风大盛，时至今日不减。
千百年来，一首首《竹枝词》抚慰着一个个作者心中的块垒，抒发出一道道诗人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