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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单纯的改朝换代，刘皇帝推翻了李皇帝，李皇帝推翻了朱皇帝，封建王朝走马灯一样循环往替，贫穷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淫逸，骄奢淫逸而贫穷，这样换汤不换药的皇帝还少吗？远的不说，李自成在“北京四十天”的所作所为就不用多说了。
近年，有位叫张宏杰的学者，写了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其中有篇《张献忠在劫难逃》，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说：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功用无非是：一、消灭人口。他列举了大量的史实来证实“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二、文化的毁灭和劣化。他说：“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中国史书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国之力，建造（有）辉煌富丽的皇宫，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只有北京故宫一座，其原因是清朝并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帝王将相遭遇如此，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的苦难遭遇由此可以想见一斑……”三、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所以历史上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
张先生的论断，我仍是那句老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社会演进与生物进化相类似，都有几个特定阶段，不能去耻笑“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结绳记事”……“每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在社会组织上更复杂，在伦理上更高级。”混沌、蛮荒、专制、民主、文明，是社会发展规律，改朝换代，要“顺乎天而应乎民”；君主易姓要适合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当今世界已进入民主、法制社会，如果有人仍热衷于极端的专制统洽，逆潮流而动会自取灭亡，20世纪初年，中国的袁世凯、张勋就是先例。改朝换代，主政者易姓也不一定会“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今天再大肆妄杀平民，是犯反人类罪，天道不容，人道不许。
这样说来人世间难道就没有真理？非也。真理肯定有，而且大大的有。有人说政治需要、利益需要、強权、枪炮等就是真理。远的不说，清朝年间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众列强明明晓得鸦片毒害了中国人，贩鸦片是贩毒，上悖天理，下违人伦，是犯罪；中国禁绝鸦片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伤了列强的利益，它就要打你，要中国割地赔款，抢中国的东西，強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民国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他反说是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帮中国人谋幸福”。假若外国军队攻入日本国，大肆烧杀奸淫，日本人会怎么说？不少日本政要年年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振振有辞地赞颂战争犯。至今还有人赞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如中国还有不少人转弯抹角，找些弯弯拐拐的理由、事例来给失误摆好，给浩劫招魂。这也不足为怪。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嘴巴两张皮，说话不定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儿媳也有大道理”。吸烟的人说烟美味无穷，不吸烟的人说烟气味怪难闻；嗜酒的人以酒当命，说酒又香又醇；有人说挨婆娘巴掌不利道，有人说全靠婆娘那几个耳光把我打乖了，把霉气打跑了！还有人硬说太阳是从西方升起来的，你把他奈何！
所以人们对很多事物的论断，难免不受政治地位、个人利益、个人志趣的影响。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现象。
第四章 皇帝昏庸 自取灭亡
民间有句俗话：杀猪杀断喉，读书读到头（尾）。其实纂修《明史》的史学家不是没有史德，也不是没有史才，更不是疯狗“狺狺狂吠”。翻开《明史卷三百九·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有一段600多字的开场白：“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庄烈帝（明崇祯朱由检）承神（神宗朱翊钧）熹（明熹宗朱由校）之后。神宗怠荒弃政，熹宗昵近阉人，元气尽澌，国脉垂绝。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朝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然无成算。败一方即戮一将，失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之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而固症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不亡何待哉！”
有人说明朝亡于李自成和张献忠。“而其致亡之本”实际是自取灭亡。史家的这段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川通志·卷百九十·纪事》有“李自成寇蜀”“张献忠之乱”专目，这“之乱”与“剿四川”在程度上有无异同，只有请语言文字学家来诠释、解读。
自古迄今，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社会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乱。李自成、张献忠并不是生下来就是乱臣贼子。清朝初年，历史见证者唐甄总结了明朝后期吏治腐败，社会动乱，直至亡国的历史教训，在他所著的《潜书·下篇上·柅政》中说：“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哉!”封建社会造反作乱，动摇统治阶级的政权是“谋反”“谋大逆”是重罪，不仅自己要被凌迟处死，还株连九族。李自成、张献忠聚众造反的深层次原因并不复杂。因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最根本的权利就是生存权。当生存权受到威慑的时候，就会反常。所以唐甄认为“天下之乱有二：内贼；外寇是也。虐政亟行，厚敛日加，又遇凶岁，米麦不登，家室罄悬，民无所顾赖（一些亡命之人便铤而走险），始则一人为窃，既而十人为盗；继则望风蠭起，千百为贼，剽掠乡聚；久则数万人为军，称帅称王，攻城杀吏，而乱成矣。”至于外寇，也与内乱有关，国力不强，“落后就挨打”，这是历史老人给中国人留下的深刻的血泪教训。
唐甄在《潜书·下篇上·任相》一篇中曾总结：（君主）亡国之道有十条：“有法而无实，国亡；赏罚不中，国亡；百姓困穷，司牧不知，知而不为之所，国亡；百姓好利而无耻，国亡；将帅不得人，士卒不用命，国亡；御将不得尽其能，国亡；使与国政而号为内臣，国亡；金粟殚竭，不足以厚禄食、养战士，国亡”。他最后沉恸地说:“是故人君之患，莫大于有尊；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
“张献忠乱蜀”，四川人遭遇这场旷古浩劫主要归罪于明朝中后期那几位皇帝。
明英宗朱祁镇宠信宦官，导致“土木之变”。其后，国事日非，有的迷信僧道，纵情声色；有的荒怠朝政，肆意挥霍……他们把大明江山看作一片毋需耕耘的田地，把广大臣民视为一群无需管理的羊群，以致出现刘瑾、严嵩、魏忠贤等宦官、巨奸、怪胎擅权，朝政失纪，横征暴敛，不少地区“百用乏绝”“十室九空”，生灵涂炭，万民思乱，给社会动乱埋下重大隐患，朱元璋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失去了有效的约束力。
有学者在总结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更迭之后，说：专制权力发展的规律只能是越来越贪婪。尤其是每一个王朝进入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就像肿瘤一般无法遏止的膨胀。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出现的悲惨景象。
明末，农民被逼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这里只略举两例：
天启七年（1627），官员吴应其在一封信里说，有天他在河南真阳走了四十里路，这四十里四处多是废耕之田，一望皆黄茅白草，两边的村庄都成了废墟。问当地人为什么不耕种？回答是因为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荒去了。人走了，田地自然荒芜了。当地人又说，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税就被归到他本家或者亲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亲戚都没办法，也跟着逃了，剩下的人越少，每家承受的差税越重，一来二去，全村都逃光了。
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献进京会试，途经灾荒地区，根据亲身见闻，给皇帝上书陈情：“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稍）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懍懍。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世道!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