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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达州称通州，辖今通川、达川、渠县、宣汉、开江、万源、城口等地。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三月，著名诗人、时为监察御史的元稹，被谪为通州司马。闰六月，元稹到通州上任。七月，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书要求严缉凶手，因此获罪，被贬为江州（今九江）司马，走上同元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凄苦之路。于是，两人开始了相隔数千里、唱和之诗不断的“元白唱和”新阶段。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那时，权臣当道，忠奸不分，“朝奏”而“夕贬”的事时有发生。元稹、白居易也难逃厄运，尽管他们所奏之事大都是事实，但权臣、皇帝却得罪不得。被贬之后，二人难免愤懑不平，抒发流离放逐的悲惨遭遇。
元稹和白居易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同时登科，结为至交，被当时人称为“元白”，诗称为“元和体”。“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公元806—820年），所谓“元”，始也；所谓“和”，鸣声相应也。元稹与白居易多有和韵之作，在宪宗元和年间独树一帜。“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在中唐极负盛名。元稹和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开创了一代和韵诗的诗风。
元稹刚到通州上任，害了一场疟疾，差点病死。忽然听到挚友白居易也蒙冤被贬，心情极度震惊，凄楚之下，写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使他的身心受到了沉重打击。元稹曾回想起和白居易分别时的情形：“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明早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那种不忍分别的情景难以言表。离别后，元稹触景生情：“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随处可见对挚友的苦苦思念。
元稹初来通州，对地理环境颇多感慨。他描写通州是：“秋茅处处流痎疟，夜鸟声声哭瘴云”“茅檐屋舍竹篱州，虎怕偏蹄蛇两头”。还表露怀才不遇和对权臣、小人的气愤：“伤鸟有弦惊不定，卧龙无水动应难”“我滴两行相忆泪，气冲顽石报心仇。”这时候的诗，除了震惊、凄凉和愤慨外，也有无奈和等待。
“元白唱和”多为友情、思念之作，这是一大特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寄江州后，白居易读了非常感动，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侧耳。”元稹得乐天书后，“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未读信已是泪流满面，十分动情，而妻女见状则惶恐不安，最终明白了“应是江州司马书”，可见元白友情之深重，思念挚友之至极。白居易苦思成梦：“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元稹则相反：“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由于思念过度，反而在梦中见不到你了。
“元白唱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采用叙事和抒情手法，针砭唐朝时弊，批判弄权误国的权臣。早在元和元年，白居易写了篇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叙述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元和十三年，元稹在通州也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通过对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揭示唐代政治动乱的原因。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元稹的《连昌宫词》都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被诗评家推崇为“皆意存讽赋，咸时之病，补政之缺”（前者），“有监戒规讽之意”（后者）。
此外，两位诗人还关心文学发展，畅谈自己的观点和抱负。白居易曾写长信给元稹说：“诗者：根性，苗言，华声，实义。”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创作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鲜明的精炼之句。元稹赞同乐天之说，必须“饱闻政失，熟视民病”，方能“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写出揭露时弊、同情人民的好作品。
据清嘉庆《达县志》记载，“通州以元稹闻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和白居易的诗作而闻名，这为时人和后人所肯定。元稹在通州写了近两百首诗，多为和白居易的唱和之作，有的竟长达三十韵、五十韵，甚至有一百韵的（如依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通州和江州，以及整个江南地区普遍传抄，“里巷相传，为之纸贵”。
元稹有些诗篇，对当时的社会矛盾给予揭露，不愧为好诗，所作传奇《莺莺传》，为后来王实甫写《西厢记》作为借鉴的蓝本，还有《元氏长庆集》百卷问世。但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语言的通俗流畅上不及白居易，后期所作不乏琐事。
传说元稹为了纪念和白居易的友谊，还在“城南一江如带，江外石壁如屏”的翠屏山上建了戛云亭，成为达城“八景”之一。因此，戛云亭又成了日后元稹离别时，人们纷纷登亭相送的纪念之亭。
元稹在通州仅为协助刺史工作的司马小官，但他为官清廉，体察民情，节约财政开支，主张“用人如用己，理国如理家”的用贤思想，发展生产，减轻赋税，造福百姓。他体恤百姓的思想，受到通州人民的喜爱，这大概也是通州人民纪念他的缘由。
“达州原是古通州，山自青青水自流。元九登高怀元九，诗魂常伴凤凰游。”现代诗人梁上泉的这首《元月九日登高怀古》诗，一语道破了元九登高的由来。达城人民为了纪念元稹，每年元月初九，皆倾城出动，扶老携幼，合家举步，风雨无阻，围着达城四周之山，登高郊游。重阳登高遍及全国，唯有达城人民，偏在元月初九登高，的确别有一番意义。原来，元月初九，正好与元稹的排行次第“元九”吻合，这是其一；其二，传说元稹是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元月初九离开通州。
千百年来，达城人民以独有的元九登高，怀古追今，盛况空前，成为当今达城一大亮丽的奇观！
□周文德 本报记者 孟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