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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爬坡上坎，穿街过巷，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揽活。他们来自农村，是达州街头的临时搬运工，被达州市民亲切地称为“棒棒军”。他们是川渝两地独有的文化符号，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于自己的年代。辉煌与尴尬，坚韧和无奈，他们的人生无须评说，他们的故事却值得记录。
曾经，街头叫一声棒棒，随叫随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始，达州市周边大量中壮年农民进城，他们大都没读过什么书，有的是为了在城里挣了钱后再回老家，有的则是为了在城市扎根。到了城市之后，似乎不需要费力找工作，一根竹棒，两根尼龙绳，走上大街直接上岗。于是达州市民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家具、电器，小到买几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叫一声“棒棒”，即有人应声而到。
他们租住在城市中心边缘的破旧老居民楼里，一晚上只需要一元钱的“棒棒旅店”。每天天不亮，棒棒们就在达城市内晃荡，农贸市场、汽车站，三五成群扎推在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哪里需要人就一呼百应。逢年过节，长途车一到，棒棒们一拥而上，大声地喊着“棒棒，棒棒”。运气好的棒棒，能发展几位老主顾，找到几家固定的商店为其搬运货物，一次几十元。或是能联系到哪里需要搬砖拉泥的好差事，一天有时候能挣上百元。
现在若是有人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上达州街头，可能转上一两个小时也遇不到一个“棒棒”了。有20余年工龄的“老棒棒”余泽中，1993年，为了供家里的两个儿子读书，他从宣汉来到达州当起了棒棒，妻子则在宣汉老家务农。25年间，他从西圣寺附近一元钱一晚的旅店，住到前年通川桥头200元一月包午饭的旅店，直到去年小儿子在达城三圣宫买了房子，他们一大家人才真正在达城安了家。
现在老余的工作很稳定，每天8、9点钟起床，就在市内东找西逛看有没有什么体力活能做，中午回家吃饭，下午继续，一个月能挣个几百块钱。“现在超市、商店都机械化装箱，不要棒棒扛了，不少人有了私家车，也不会需要棒棒了！”
余泽中说，20年前他们几十个人的棒棒大集体，现在留在达州的只剩4个了。他，蔡眼镜，老冉，小赵。老冉和蔡眼镜是余泽中的宣汉老乡，现在仍然每天租住在4元一晚的棒棒旅馆，年近60，家人在老家。小赵是几个月前才加入他们团队的，他因为工地上的活干完了，每天跟着余泽中，看能不能赚些零钱。“有稍微年轻点有些劳力的很多选择出省打工了。并且，现在农村有了低保，一些棒棒不需要再靠肩挑背扛讨生活了，回到乡里也能安稳过日子。”
1月9日下午，在街上找到活路的老冉打电话叫来余泽中、蔡眼镜、小赵。300元钱，将衣柜从达一中搬到马蹄街8楼的居民家中。搬完东西后，他们喜笑颜开地分钱，都说今天运气真不赖，这是他们近一个月来挣得最多的一天。
棒棒军也许最终会因城市的不断发展而消失。但是，凭借一根棒棒谋求全家生活，这是一种地位不高但是有尊严的生存方式！这些憨厚老实的棒棒跟黄葛树一样，代表着一种坚韧乐观——栽在哪，就活在哪。
□本报记者 赵曼琦 李天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