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久富
父母都是解放前出生长大的,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看见父母用过笔写过字,即或是生产队需要签字什么的,他们都是按手印或盖私章。
听父亲说,我祖父那辈是“湖广填川”时从湖北到四川开县(现重庆开州),再到达县檀木场这一带落的脚,最后在郑家湾成家立业。在上二三辈子女中,有文化的人很少,在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不安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家族,据说有两兄弟的武功在当地很有名。也许是遗传基因的缘故,父亲年轻时体力非常好,挑抬两百多斤的重担对于他来说是小事一桩。
父亲为人老实厚道,少言寡语,干得一手好农活,是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那时,由于生活困难,粗茶淡饭只能填饱肚子,加上干农活劳动强度大,六十年代末有一年冬天,父亲得了浮肿病,最后还是生产队队长郑体明把他送到公社的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左右才康复。事后,他对生产队长、对集体相当感恩,他为公社修过水库、修过公路,住吃都在工地上,一去就是一二个月,而这些活一般的社员是不愿去干的。
父亲除了干集体的重体力农活外,家里的体力活几乎也包。人民公社大集体时期,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不准私人搞“单干”,否则就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挨批斗。社员除了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外,勤快的人为了生存,解决温饱问题,就想方设法“偷偷摸摸”搞点副业挣些钱,以补贴家用,这也是当时“公开的秘密”。
我们家的副业创收的项目,就是做竹麻绳、棕麻绳和打草鞋。竹麻绳子的原材料要到离家40多公里远的梁平虎城、猫儿寨一带去买,这个任务自然是落在父亲的肩上。为了避人耳目,免得惹些麻烦,去回都要利用夜晚作“掩护”。原材料买回来后,一家大小没有清闲了的,并且好多时候只能在晚上昏暗的煤油灯下干活,像“做贼”似的。就这样,全家人分工合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家在七十年代初,在我们生产队第一户修建了三间砖木结构的砖瓦房。那年因修房欠了点债,没有养年猪,第二年杀过年猪的时候,比我小3岁的弟弟可能是好长时间没有吃过猪肉了,竟然把刚杀好的生猪肉啃了几口。这件事,一时竟成为“笑谈”!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