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汉摆龙门阵

更新：2018-08-20 15:46:10 　　　　　　来源： 达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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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庞岚月

朱全森，年已耄耋，几经沉浮，淡看风云。性情豪爽，心直口快，人称“犟拐拐”。从事30余年达州地方志的编撰，著有《那年那月》、《烟云苍茫》、《为生命留言》。

“达州多少事，都记脑海中”，白云苍狗，世事如棋，居诸迭运照凡尘，莫让往事随人去，所以，今日“倚老卖老”，听我朱老汉为诸君摆摆达州往昔那些事。

张浩男吸鸦片中年丧命旧社会禁烟毒屡禁不止（下）

朝廷之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许多大臣，也从鸦片走私的勾当中大捞外快。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竟公开奏请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商品，认为进口和销售鸦片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弥补国家财政困难，主张“弛禁”。其要点是：一、准外商输入鸦片，按药材纳税，入关交烟行，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准许内地农民种植罂粟，“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三、准许官员、士子、兵丁以外一般没有公职的人吸食鸦片。许乃济消极的“弛禁”主张，却受到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等混账官员的支持。这套办法只是控制白银外流的馊主意，至于鸦片对国人精神、意志、身体的毒害、摧残却只字不提，以致受到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罇的严正指责和极力反对才没实行。道光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又提出限期一年禁绝，主张“严禁”。“严禁”派的代表人物两广总督林则徐深知白银外流，银价上涨，民生日艰，民体日弱，国势日衰，长此下去国将不国，他在两广大力查禁鸦片，不畏烈强，引发了众人皆知的“鸦片战争”。由于皇帝昏庸，禁烟态度不坚决，反对派卖国臣僚又无端诬陷攻讦、破坏，使禁烟失败。自此，“天朝”的大门洞开，禁烟令形同虚文，鸦片贩子明目张胆地进口，加上本国又在生产烟毒，鸦片扶摇直上。中国外受列强剥削宰割，内遭民族败类摧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便有了“东亚病夫”的称号。

再来看看达州的禁烟情况。

光绪十九年（1893）绥定各县设鸦片稽征局（所），按例征税。宣统二年（1910）裁撤稽征机构，政府明令禁种、禁吸、禁运、禁售、禁制，违者法办。辛亥“反正”之后，政府仍发布禁烟令，由于政局动荡，禁烟事宜多凭各县军政当局的理智行事，宽严不一，敷衍了事者有之，身体力行者有之。据宣汉县公安资料记载：民国2年，宣汉县五宝场张XX、李XX等偷种罂粟，驻境护国军联合县警队前往督铲，“张、李等聚众抗令，官兵围攻，烧毁五宝场长迹溪一带民房数十间，死伤甚众。”民国6年3月，“宣汉县知事李X侦悉双河口有人利用山高路险，大量种植罂粟，（遂）率乡勇千余前往查铲，有姚铁匠父子聚众（于）金竹坪，违禁抗铲，（乡勇）围攻数日始下，（知事）将其种烟田地充公，拨交上东区萃英高小作常款。3月9日，李知事三次向川东道尹呈报烟案罚金，计烟犯28名，罚金7822元（银圆）。查禁虽严，仍有农民种烟。”“防区制”时期的禁烟命令形同虚文，一些不法官吏乘机发财，致使鸦片价格上涨数倍。民国12年，川陕边防军割据绥定大部地盘，督办刘存厚为维系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推行所谓“寓禁于征”政策，一方面设立“禁烟查缉局”，貌似禁烟，一方面鼓动农户种罂粟，开征烟苗税、烟土（交易）税、烟秤税、红灯税、瘾民税，不种者科罚金（俗称懒捐），仅在宣汉县每年搜刮银币约150万元。达县烟馆遍及城镇乡场，甚至关卡、幺店子也备有烟灯、烟枪。有的人还自备烟灯、烟枪在家中“过瘾”。城乡婚丧寿庆常用鸦片招待客人。个别妇女也成为“瘾民”。达县城正南街（今翠屏路）“颐和茶园”烟馆有烟灯数十盏，烟枪数十具，形形色色的瘾客进进出出。其他各县情况大体如是。

1933——1934年，各县苏维埃政府和驻境红军政治部力主禁烟，至今仍有一些石刻标语见证。

民国24年“川政统一”，政府明令“三年禁种”，“六年禁吸”，“超期限如有种、吸、运、售者处以死刑。”定每年6月6日为禁烟节。四川省政府准大竹、宣汉县为种烟县，缓禁3年。25年，各县成立禁烟、戒烟机构，原则上由县政府办理禁种、禁吸，乡（镇）联保办公处（团甲公所）负责人为基层力量；县征收局办理禁运、禁售事宜。民国26年，各县禁烟事务所着手登记瘾民，填发限期戒烟卡片，督促瘾民到戒烟所戒烟。是年7月，仅大竹县载册瘾民有21976名。

说起来也实在荒唐，似乎是政府在楼下成立消防队，又在楼上组建纵火队。据《渠县志》记载，民国26年，省政府“将数万两鸦片配售到县，乡设‘官膏点’（即官卖店）”，三汇镇就开烟馆20余家，吸烟者千余，时称“毒区”。政府给吸烟者填发“瘾民牌”，按牌收税，并宣称“定量供应，逐步减少”。其他各县也“严禁私运私售，维护统收统销”以攫取禁烟专利。这种“窝禁于征”政策，无异于“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据《宣汉县志》记载：“当时宣汉为种烟区……鸦片流毒全县，三月农村，烟花无际，几乎不见黍麦；街道乡村烟馆林立，各阶层人士普遍吸食，成为家庭待客常物，鸦片客商熙来攘往，尤其南坝场烟商云集，数百人以至上千人武装贩烟多由此启程，直趋湖北、河南或陕南。四川省政府将宣汉列为川东重毒区。”民国28年5月，四川禁烟公署于大竹设立鸦片公库，存烟20万担（每担100市斤）。并有人私造吗啡（俗称“白粉”、“梭梭”）。

一些明智的地方行政长官，视鸦片烟流毒为祸国殃民的洪水猛兽。极力主张禁种、禁制、禁吸、禁运、禁贩。民国25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营山县人侯建国为四川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侯到任之后，力主剿匪、禁毒、禁赌以安靖地方，戒除社会上的恶习劣俗。侯于次年指令保安大队长胡某率部到清河场查抄范XX叔侄所办的吗啡厂，继派兵击毙为匪的范的旧时部下。民国27年12月4日，侯建国遭地方邪恶势力暗杀。其后，该县石桥、清河、兴隆等处制造吗啡者日益增多。

再说重毒区宣汉县。民国27年，种罂粟的“绥禁期”已满，秋，县政府张贴布告：“自今秋起，全县绝对禁种鸦片（苗），不准一粒入土。违者田土充公，种户户主枪毙……”城守镇禁烟事务所改称“财政部禁烟督察川康分所宣汉事务所”，于各乡设分驻所，以半年为一期，分6期将瘾民送所戒完。其次序是“先赤贫而兼流动者勒传送所施戒，后贫民，再30岁以下者，40岁以下者，依次传送。”另由“公膏店”收购民间烟土，全年集中烟土5290担，实行公卖。民国30年所谓“六年禁烟”期满，决定将全体瘾民“勒送施戒”：各区设调验所调验瘾民，凡小便有烟毒者责令自戒。自戒期满经化验仍有烟毒者送戒烟所勒戒，戒后复吸者法办。该县天生区区长萧天啸贪污烟土70余两，县长黄宝轩判萧死刑，并亲自监督行刑。该县数年之内送戒烟所戒烟瘾民2万余人，军法室判处监禁烟犯600余人，判死刑和格毙、狱死者200余人。民国31年秋某日一次枪决烟犯20余人。施禁可谓严格！

民间有句俗话叫“弯弯柏树儿被砍，弯弯柏树儿又长”。民国28年4月至民国34年秋，陆军五十六军第一六三师驻防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县。该部官佐对地方当局的禁政置若罔闻。师部有位副官专事运销毒品，陈师长的姨太太坐地经营。上行下效，共他各县禁毒关卡对军队贩毒、吸毒多是睁只眼，闭只眼。驻大竹县的兵役机关达梁师管区、团管区接兵部队也从云南以枪换烟回川出售。加上地方个别禁政官员以此贪污肥己，这样一来，达州境内的毒犯、瘾民不仅多是有产阶级，甚至有一些是“有枪阶级”。故民国年间长期禁毒，禁而不绝。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发《严禁鸦片的通令》，7月，各县遵照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烟毒实施办法》的规定，成立禁毒领导机构，贯彻执行教育与惩办相结合政策，设立戒烟所或强戒所，取缔烟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当年破获烟毒案件上千件，登记瘾民数万人。1951年3月，开江县对长期制造、贩卖、吸食屡教不改的重大烟毒犯3人公审枪决。至1953年，全区两级法院共审结烟毒案件582件，毒品基本肃清。

“老夫聊发少年狂”。纵观几百年的禁毒史，平心而论，鸦片并不是万恶滔天的罪魁祸首。何以这么说？葡萄牙、英吉利等国是鸦片的祖籍，为何这些国家没国困民穷、亡国灭种？为何远在彼岸的中国受害极深？愚以为主要缘因有三：一、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昏庸，纲常偏颇，导致吏治腐败，一些官吏贪赃枉法，横行无忌，没把毒源堵住，成为丧权辱国的帮凶；二、对广大百姓教化不周，百姓无免疫力，以至不少人坠入深渊；三、反动的封建军阀良心泯灭，借“寓禁于征”巧取豪夺，敲骨吸髓肥已。

明末清初，达州著名的思想家唐甄在他所著的《潜书·柅政》篇开宗明义地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为政者把官管好了，老百姓绝大多数是良民。他认为“攘（抢夺）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即是说“心不在民”的贪官污吏比小偷、土匪的罪恶大得多——个别盗贼杀人越货，受害者毕竟是少数人，不顾民众利益，贪赃枉法、横征暴敛的“忘民”官吏为害，受害者千千万万。

莫说古代，当今乡村民舍、市井街坊、茶坊酒肆里常常痛骂的也多是一些贪官污吏，腐败分子。

所以民间流传：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