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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又到一年毕业季，校园里弥漫着伤感的离歌。
一张毕业照，见证了你的昨天，浓缩了一段学业，再现了青春的芳华。
透过一张张褪色发黄的毕业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年代的历史痕迹，不禁感叹，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看时已逝水流年。走过漫漫的人生旅程，重新回顾当初的学生生活，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流水不因石而阻，情意不因远而疏。青春难再续，过去的岁月，虽然物质生活艰难，回忆起来却也满是芬芳——因为，我们曾经这样走过！
今天，本刊推出“我们的毕业照”专题，让我们共同回味当年激情燃烧、青春灿烂的岁月，一起重温学习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道追忆少年时代难忘的师生情、同学谊、奋斗路，一同感受浩浩荡荡的历史变迁。
“苦”读
拍摄地点：达县白马中学
拍摄时间：1985年4月
□本报记者 蒲建国
“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想起女儿小时候唱的这首“儿歌”，我的记忆跳转到30多年前读初中的日子，那些缺衣少吃、死记硬背、苦中作乐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1982年，读罢五年小学的我，毕业考了全班第一名，父母天真地认为我是个读书的料，于是不惜血本送我到达县白马中学住读。这所学校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全县仅次于达县石桥中学的面积第二大的学校。过去只有高中，1982年秋季首招两个初中班，我有幸忝列其中。
其时，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生活条件还十分艰苦。男生蓝布装，女生花格子，脚穿解放胶鞋或娘做的布鞋，就是“标配”。一双“回力鞋”，一件“的确良”，想你想断肠。那个年代的冬天，奇冷，不是忘穿秋裤，而是压根儿就没有。一些农村学生连袜子也穿不上，手脚长满了冻疮，那个痒啊！很多人买不起毛毯，条件好点的睡草席，条件差的睡冰凉的竹席，盖的棉絮“羞薄”，睡觉就像刺猬蜷成一团。
入校的一年多里，学校锅炉房只给教职工供应开水，学生洗脸洗脚洗衣就去围墙边的水池破冰提水。那水冷得刺骨，所谓洗脸洗脚，不过是猫儿洗脸，做做样子罢了。洗澡更是奢望，冬天一个月洗一次都是对意志的极大考验，难怪学校里疥疮流行、跳蚤张狂。每到不得不洗的时候，我们怀着悲壮的心情，跟上战场一样，一桶水从头淋下，杀猪般嚎叫。班上有几个303、064兵工厂的子弟，父母心疼麻了，多次从石板的厂里提了几瓶开水过来，惹得副校长在师生大会上骂人家“纨绔子弟”。
那时我们正吃“长饭”，“三两一个角角，四两一个坨坨”的盆蒸米饭，尽管缺油少荤，我们照样狼吞虎咽。蔬菜两三分钱一份，很多同学都舍不得吃，从家里自带老咸菜、酸萝卜。我偶尔去小卖部吃碗面条，就算“有钱人”了。
特别是冬天和二三月间，蔬菜常常面临断顿的危险，打饭晚了的同学只能舀两分钱一瓢的辣酱。校长着急上火，责令采购员千方百计去城郊菜蔬队拉菜救急。辣酱吃多了生火，解手一蹲就是半天，而且嘴唇干裂起壳，咧嘴一笑，血就渗出来了。一些操场上“跳起八丈高”的好动的男同学，吃了上顿管不到下顿，于是把碗藏在课桌里，下课铃一响，像离弦的箭射向伙食团，全然不顾讲台上老师的感受，老师恼骂：“饿死鬼投的胎！”
虽然条件艰苦，读书可不含糊。大家一心跳出农门，暗地里铆足了劲，课上学、课下背，晚上还要“开夜差”——打着手电筒躲铺盖里看书，我的眼睛就是那时搞坏的。我的一个要好的同学，这家伙简直就是为读书而生的，成绩长期“占据”一二名，买不起手电筒，经常捧书如厕、偷光夜读，我们笑他是“书香与臭气齐飞”。而我从小爱看小人书，见不得图书室那些好书，泡图书室成了最大的爱好。
三年初中，我们精力过盛，就这样苦并快乐着。我们曾围在老师家门口瞪大眼睛看《霍元甲》《少林寺》；曾夜晚翻围墙去野地里“练武功”；也曾因考差了而羞愧悔恨，感觉对不起爹妈给的生活费；还曾因“长发飘飘”、搞恶作剧、看手抄本而遭校长训斥，因穿喇叭裤、高跟鞋这类“奇装异服”而担心校长拿剪刀给我们“咔嚓”了……
1985年毕业前夕，站在操场边的石阶上，我们留下了这张合影(应为82级或85届）。之后，有的人升入高中，有的人选择复读考中师、中专，还有的打起铺盖回家放牛割草或是拜师学艺。青涩时光，一去不返；苦乐年华，此生难忘！
读书支农干劲足
拍摄地点：贵州遵义会议会址
拍摄时间：1976年7月
□郑宪菊/口述 本报记者 孟静/整理
2018年南充师范学院政史系73级同学重聚首，昔日的少男少女，如今都是70岁上下的老人了。一晃41年的岁月已然逝去，同学吴德辉拿出1976年大学时的照片，勾勒起了当年学习、支农的难忘情景。
1973年，从渠县三汇中学初中毕业7年后的我，通过推荐走进了南充师范学院，政史系的100多名学生都是来自基层的“干部”，俗称“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时生活异常艰苦，稀饭就泡菜，有时候还是稀饭蘸盐巴，吃干饭想都不敢想，半个月能吃一回猪肉就是难得的美味。
艰苦的生活，挡不住我们对知识的渴望。为了听得更清楚，早上6点多就去能坐300多人的大教室抢占前排位置；为了弄清“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下课了还和同学争得面红耳赤；为了读更多有趣的书，我们从少得可怜的助学金里“抠牙缝”，大学四年我买了100多本书；放假了也不回家，还赖在学校废寝忘食地复习功课。年底拿着奖学金，内心充满了自豪感，给父亲买了一包烟叶，给母亲买了一根丝帕，以示感恩之心。
大学期间，我们在南充市西充县义兴区支农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劲十足。每天中午顶着阳光，坐在田间地头，吃着每日不变的土豆、白菜。有一次在农民家中宣讲完党的方针政策后，雨后天漆黑一片，走着走着脚出来了，胶鞋还陷在泥巴里。我们也曾抱怨过、沮丧过，但最终还是鼓足勇气咬牙挺过来了。临走时，我们和乡亲们依依不舍，他们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给我们践行，提着铺盖卷，陪我们走到场镇坐车。
四年大学生活如白驹过隙，毕业前的1976年7月，全班同学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留下了这张合影，成了我们最后的大学记忆……
我的中师生活
拍摄地点：大竹师范学校
拍摄时间：1981年7月
□本报记者 刘礼全
年少时我很少照过相，仅存的一些相片也被学校宿舍的湿气沤得面目全非。一次，我在QQ同学群中惊喜地看到了当年在大竹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毕业照，尽管从清一色的白色衬衫里难以辨清自己的头像，但那阔别了30多年的学生生活，还是在黑白影像中渐渐清晰了起来。
1979年9月，第一天来竹师入学报到时，父亲扛着一口装着我的衣物和书籍的木箱，我则肩托棉被，在几个上届同学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班级——81级2班（那时级届不分，应为79级或81届）。班主任老师徐荫森见我矮矮的身材、瘦瘦的个子，开玩笑说我是没有吃过饱饭。
我进校时刚满16岁，一副能被大风吹走的身板，就在18.5元生活费、3元助学金的滋润下，长高长胖了；一向不善言辞、见人就胆怯的我，也因当了两年学习委员，变得活泼大方。
说实话，师范两年学的东西比高中阶段要浅显得多，只是增加了一些教育学、汉语拼音、音乐美术方面的内容。周末，我最爱到木板楼教室后面的假山耍，或
到学校后面的图书馆找书看，遇到好看的电影也会忍心花掉两毛钱去看一场。但更多的时间是在“遐想”，想想自己今后的工作是啥样，想想如何赡养父母、善待还没成年的四个弟弟。
那时，男生最爱睡懒觉，每天早晨起床铃一响，徐荫森老师便会准时来敲我们的宿舍门。宿舍是一间大教室，上下层木板床，全班44名男生都住在一起。我被安排在进门处第一张床的上铺，徐老师一进屋就掀开铺盖催我起床；紧接着，全寝室男生便在一阵瓷盆瓷杯碰撞声中起床漱洗，再借着不太明亮的路灯陆续走上木楼上自习。美术老师李植华还经常带着我们到和平街的小河边去素描写生，先讲要领，然后再叫我们动铅笔。
随着时代的进步，大竹师范被合并到大竹中学了，原来的校舍已变成了大竹县第二小学。林立的建筑物，繁华的城市气息，渐渐湮没了旧时足迹，但记忆深处的影像总是难以抹去。
“孩子王”的幼师情结
拍摄地点：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拍摄时间：2012年12月
□张丽娟/口述 本报记者 孟静/整理
“披一身晨曦，我用笑脸，把孩子迎进园门。从那双双小手中，我感受着家长的体温；难以割舍的目光里，我读懂了肩上的担子，分量是那样的沉。”29岁的我曾在微博里这样写道。
我的幼师梦由来已久。在老家时看到小孩坐一起玩游戏，我就觉得小孩好可爱……正是孩子的童真，让我燃起了做一名幼儿教师的梦想。
2010年，我进入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系学前教育专业学习。刚刚读完初中的我，面对学校里的缤纷世界，迷茫，无助，尤其是口音“与众不同”，常常被同学嘲笑。想参加社团活动，一次次因为普通话不过关被刷下。2010年第一次普通话等级考试，差1分没有通过。我下决心克服开江人拼音上h、f不分的习惯，唱歌、说话、坐车……每一个生活细节，我都不忘练习。2011年，我顺利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
参加校园歌唱大赛是我树立自信心的另一个舞台。从班级初赛到系上复赛，再到学院总决赛，一路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我常等同学们睡了，在走道一个人悄悄练习发音，一不注意就咬到舌头，虽然辛苦，但最终得到一个三等奖。
学前教育必须多才多艺。接下来的两年多，我开足马力，不断收获系上各种奖项：“最优声乐奖”“最佳辩手奖”“手工大赛优秀奖”，还参加了2012年达州市红色记忆九十周年大型文艺演出。2013年毕业时，我获得了“最佳优秀毕业生”荣誉。
毕业前的2012年12月，站在学院的主教学楼前，我们留下了这张合影。时光匆匆，一晃就各奔东西。之后，有的人考入党政事业单位，有的人结婚生子，但更多人和我做了一样的选择——当幼儿园老师。
校园乐队“弹唱”青春
拍摄地点：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拍摄时间：1992年6月
□李东升/口述 本报记者 冯津榕/整理
1992年6月，作为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里的学生，我即将离开校园，走上社会。毕业前夕，我们音乐系的学生在学校的操场上留下了这张合影。
看着这张26年前的照片，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将照片上大多数人的名字念出来。
那时，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组建了一支校园乐队，虽然只有七八个人，但贝斯、键盘、鼓手、歌手等一应俱全。因为那时台湾歌手苏芮、齐秦正当红，于是乐队靠着演唱他们两人的歌曲，迅速成为校园里的红人。每到周末，乐队就会到学校里的学生会歌舞厅驻唱。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乐队还会收到联欢的邀请，为附近工厂、单位的职工们登台表演。那时乐队唯一的报酬就是一顿饭，或者一些小礼品，但乐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因为我们觉得做自己想做的本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除了音乐以外，那时的大学生们还有一个武侠编织的世界。在学校附近的租书店，每天只需要花上1角钱，我们就能到金庸、古龙、卧龙生笔下的江湖中玩个痛快。当然，不止是武侠，我们爱好的还有风靡一时的汪国真的诗歌。
如今，当年的同学都已天各一方，各自成家立业。但有时在同学会，仍会有人提到只有两年的大学生涯，虽然短暂但很快乐，那里有自由之思想，也有独立之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