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杂谈

更新：2018-04-13 11:04:37 　　　　　　来源： 达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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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可

电影《开国大典》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听说解放军进驻了北京，韶山冲的乡亲们在毛九公的带领下，进京找毛泽东“打秋风”，请求在新政府“干点杂差”。被毛泽东笑拒后，九公极为不满，埋怨毛泽东“姓毛的不封，净用国民党、大地主”。

显然，对当时礼遇、重用国民党投诚官员、将领的做法，毛九公是难以理解、无法接受的。其实，何止九公这些普通群众，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也想不开，以至有“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抱怨。不难想象，国共对峙20余年，国民党投诚人员中绝大多数双手都沾有共产党人的鲜血，此种血海宿怨不是短时间可以消弭的。此外，仇视之余，对于国民党的这些“贰臣”“降将”，人们似乎在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道德上的鄙视。仇视、鄙视交织的心态之下，自然无法正视投诚人员的历史贡献了。

君主专制政体已被埋葬了100多年，可今人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品评时，依然有浓得化不开的“贰臣”情结，受此理念浸淫颇深。

“贰”者，自然相对于“壹”而言。就道德层面而言，如果“壹”象征着一心一意、从一而终、贞心如铁，那么“贰”就意味着三心二意、朝秦暮楚、水性杨花。“贰臣”者，不言而喻，为身事多主之臣、失义丧节之臣，如同失节再嫁的女人，他们被牢牢钉在了道德耻辱柱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受尽唾弃和声讨。三国第一悍将吕奉先，胯下赤兔马，掌中方天戟，叱咤风云，一世之雄，就因为跳了三次槽、换了三个主子，落了个“三姓家奴”的骂名。五代时期的冯道廉洁节俭、济民以困、提携贤良，但因其“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被古之史学大家司马光斥之为“奸臣之尤”，被今之“文化大师”余秋雨名之为“小人代表”。此外，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杨坚、赵匡胤等，准开国皇帝曹操、司马懿等，都无一例外是在背叛前朝的基础上开创自己基业的，对原来的主子而言，他们无疑也都是贰臣贼子。

及至满清，乾隆爷脑洞大开，提出编纂《贰臣传》，“贰臣”一词也由此广为流传。虽然宽仁怀柔不如康熙，铁腕决断不如雍正，但论帝王心机之阴毒缜密、驭下手段之游刃有余，乾隆帝远超父祖。清军入关，明降臣不少，较有名者如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钱谦益、龚鼎孳等，这些人在清廷定鼎天下的过程中是立下大功的。对于降臣，一直到雍正帝时，清廷均给予了肯定评价，认为他们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 逮至乾隆，降臣一下子成了“反面教材”，不仅被无情打入“贰臣”行列，更被付诸史册，永世难得超生。在乾隆看来，降臣不能为原来的主子临危受命，畏死悻生,腼颜降附,即便对清廷功劳再大，也不能称之为完人。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有些迷惑：对于同一类人群，两代帝王为何会有截然相反的评价，这背后又有哪些不能为外人所道的“玄机”？

其实，褒扬也罢，贬损也罢，均是帝王权术的“高超”运用，两者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清廷的江山永固。清军入关时，军事斗争是第一位的，加之自身兵力单薄，对明朝的叛臣降将自然是大开方便之门，多多益善。如果此时就悬起道德标杆，对来降人员吹毛求疵，则入主中原的目的便很难实现。时移境迁，待干戈止息、江山稳固后，大打“道德牌”，鼓吹忠君理念则成了头等大事。此时，如果还给予明朝的叛臣降将以溢美褒扬，就等于默许了当下的文武官员在清廷危难时也可以改换门庭、另投新主。鉴于此，必须“诛心”，编纂《贰臣传》的目的就在于“侵入”天下臣民内心的最深处，不让其萌生哪怕一丁点的叛逆念头。

对于乾隆的这一帝王心思，近代维新志士谭嗣同烛照幽微，在所著《仁学》一书中，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在他看来，专制君主犹如“无赖子”，通过威逼利诱的卑鄙手段夺得有夫之妇后，又担心其被别人夺去，便“诟其不贞”“暴其失节”“幽锢之”“至为贰臣传以辱之”。由此观之，《贰臣传》不但践踏人格，更阴险之处在于恐吓天下臣民：即便被暴虐、被蹂躏，也不得对大清不贞、对大清失节。不过，当乾隆手捧《贰臣传》，脸上堆满阴险笑容时，是否会想到自己的老祖宗、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当年也是大明的一个臣子……

综上可见，所谓“贰臣”，是建立在忠于一家一姓之王朝这一基础上而形成的道德评判标准，在今天，其陈腐不合时宜一望即知。跳出无形的历史枷锁，用当代的眼光和理念识清帝王心术的“障眼法”，祛除专制文化的“尸臭”，方能更好地认知历史、把握现在、放眼未来。

□徐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