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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话

更新:2018-02-09 10:53:30 来源:达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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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可

说起“酒”,虽不及“牌”与我感情深厚,但与我的渊源还是很流长的。

记忆里我的爷爷从没喝上一顿开心的酒。好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吧,每到春耕栽秧和秋收挞谷时,政府就要供应酒,每次一个劳动力供应二两。奶奶家虽有五口人吃饭,但加上二叔只有三个劳动力,每次供应六两酒。那时的供应酒不是免费供应,仅仅供应指标,要把供应酒打回家,还是要拿钱买的。奶奶是当家人,舍不得花钱买,于是爷爷就喝不成酒。每到那个劳累的时节,奶奶和爷爷都要为酒拌嘴赌气,甚至争吵。

有一次,爷爷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几毛钱,居然把供应酒打回了家,奶奶那个气哟,把爷爷骂了两天。其实,爷爷喝的供应酒也不是什么好酒,实质就是烂红苕片蒸酿的苕酒,又苦又辣。下酒菜最好就是急水胡豆。可就是这些简单粗劣的饮食,爷爷边喝边吃边受骂,心里那个疼哟,唯有草草吃完匆匆收场作罢。

这一幕,不怪奶奶,因为她身边还有二叔三叔幺叔等几张嘴需要吃饭,需要那几毛钱买回一家人两个月的盐巴,买回一斤多肥肉让全家人打打牙祭解解馋。这也不怪爷爷,爷爷太劳累了。身子累,没日没夜地栽秧挞谷,肩挑背磨,比“牛”还牛;身心也累,当个队长,要权没权,要事有事。白天要组织集体生产,晚上还要举办“农民夜校”,更紧张的是严防“阶级敌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缺衣少食还多事的年代,哪能喝上开心酒哟!

我的父亲比我的爷爷幸运多了,而且酒量也比爷爷大得多。据与父亲一起教过书的同事对我说,有一次全普安区老师到杨柳后山的中心校搞教研活动,当时学校新调入一位从部队转业到学校的谭顺金老师,听闻家父酒量大,午饭时非要跟家父对喝一下。家父当时已喝完酒准备吃饭,众目睽睽下也笑逐颜开地答应了。于是一人满满一大碗,谭老师喝完后坐在长条凳上半天起不来,家父喝完后当天下午还登台上了一堂“公开课”……

的确,家父能喝酒,酒,对于勤俭劳碌一生的他,既是难得的喜好,更是唯一的个人生活支撑。一九六一年六月,家父从开江中学初中毕业,本可以继续深造,无奈家庭贫困,忍痛终止学业回到老家农村务农。一九六四年一月,刚满十八岁就结婚成家。那时,家父还不会喝酒。一九六五年十月,家父帮外婆家到达县檀木镇街道的粮站挑“返库粮”,因当天买粮人多,直到下午五时许才将粮食装袋扣紧。走时,随去的年仅十五岁的舅舅提出和家父一同下馆子“打点心”。家父说二人吃了些啥记不起了,反正他第一次喝酒就搞定了至少六两白酒。天也黑了,下着小雨,他酒后挑着近150斤“返库粮”从檀木回到顺水寨,溜溜滑滑走了两个小时18里山路。他说当时人年轻,体力好,“喝了那么多酒挑那么重走了那么远,居然还没出问题,证明了我,很行。”说这话时,父亲显得很自信。

自豪的是,家父不仅酒量好,而且在老家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也是有口皆碑的好农民、好老师。家父辍学回到农村后,也算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不仅担任了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还被公社选拔送去学习“柴油机的使用”,做了公社的兼职“农机员”,跟着公社的两台柴油机下队打米、磨面、抽水。其间,偶尔也到一些热情的农户家中喝上几口小酒。那时大家都穷,人家把珍藏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那点“醇酿”拿出来,足见主人的热情。

家父真正有酒喝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那时只有三十六七岁,有知识、有体力、有精力。所以我们全家八口人共计十四五亩田地,不论春种、夏管、秋收,还是冬藏,家父家母都能把农业生产搞得在全队虽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差。一九八一年,我家粮食产量较上年至少翻了一番,新建了两口存粮的石仓。家父喝酒时也没有再叫我们满院子挨家挨户去借,家里随时存有二三斤白酒。喝时,也不限量。但家父从不多喝,仅喝高兴,借他自己话说“最多喝个八分饱”。

卸下了教学的重担和劳作的艰辛,好日子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厚实了。家父喝酒的频率依然如他的生命节奏——平稳,平安,平静。早、中、晚三餐均喝,但每顿最多二两。家中买了两个小酒坛,存满了本地小作坊生产的纯包谷酒,价不高,但酒纯正质朴,虽登不了大雅之堂,但绝对与乡村餐桌相匹配。所以,家父顿顿都喝得率性、开心,喝得神清气爽。

家父遗传了他许多优秀品质给我,比如“不卑不亢”,比如“勤劳简朴”,比如“自信自强”,再比如“仁义友爱”……但他没有遗传他的酒量给我,更别说让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我二十六岁以前几乎没有喝过一次像样的酒,更别说喝醉。记得一九九一年春节,我携妻女去妻子的保爷家拜年,保爷给我斟了一小杯红酒,说是“度数低,喝了没事”。结果喝得我满脸通红,额头炸痛,回到家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很不舒服,急得我的三岁女儿用小手在我额头摸来挲去,还甜甜地表扬我“爸爸乖,别吵闹哦,睡一会儿就好……”直到现在我一想着这事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心一笑。二十六岁以后,我正赶上一个疯狂的时代,酒,我又不得不喝。

其实,做个小学校的教务主任算不了啥,更算不上有级别的领导。可我任职的学校很特殊:一位校长,女性;一位副校长,女性;我,教务主任,男性——就三人,组成了学校的“领导班子”。那时的接待多,汇报多,“争取经费”“迎接检查”……酒局也就多了,一次次聚餐陪酒的艰巨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肩上,常常是喝得眼冒金星,“现场直播”。

有一次,我与学校会计老张一起到乡财政所申请拨付教师工资。“怎么拨?”“拨多少?”财政所长不敢单独拍板,说要等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来了确定。书记和乡长下村去了,我们就只有等,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过,书记乡长才返回乡上。无奈,我与会计只好邀请书记、乡长和财政所一干人到乡政府旁边的农家乐吃饭。酒过三巡后,书记酒性渐涨,说如果我和老张不论是谁,只要再多喝一杯(约五钱)就多拨一千元。有了这项激励,我和老张主动出击,频频举杯,硬是乐得书记为我校多拨了两万,喝得我和老张都晓不得男女厕所了。

如今,我已50多岁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喝酒又回归了理性,平时基本不喝,偶尔与三五朋友聚会交心时,仅仅小啜几口。当然,酒之于我,不喝,心情更加开朗。

    □刘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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