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话

更新：2018-02-09 10:53:30 　　　　　　来源： 达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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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可

说起“酒”，虽不及“牌”与我感情深厚，但与我的渊源还是很流长的。

记忆里我的爷爷从没喝上一顿开心的酒。好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吧，每到春耕栽秧和秋收挞谷时，政府就要供应酒，每次一个劳动力供应二两。奶奶家虽有五口人吃饭，但加上二叔只有三个劳动力，每次供应六两酒。那时的供应酒不是免费供应，仅仅供应指标，要把供应酒打回家，还是要拿钱买的。奶奶是当家人，舍不得花钱买，于是爷爷就喝不成酒。每到那个劳累的时节，奶奶和爷爷都要为酒拌嘴赌气，甚至争吵。

有一次，爷爷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几毛钱，居然把供应酒打回了家，奶奶那个气哟，把爷爷骂了两天。其实，爷爷喝的供应酒也不是什么好酒，实质就是烂红苕片蒸酿的苕酒，又苦又辣。下酒菜最好就是急水胡豆。可就是这些简单粗劣的饮食，爷爷边喝边吃边受骂，心里那个疼哟，唯有草草吃完匆匆收场作罢。

这一幕，不怪奶奶，因为她身边还有二叔三叔幺叔等几张嘴需要吃饭，需要那几毛钱买回一家人两个月的盐巴，买回一斤多肥肉让全家人打打牙祭解解馋。这也不怪爷爷，爷爷太劳累了。身子累，没日没夜地栽秧挞谷，肩挑背磨，比“牛”还牛；身心也累，当个队长，要权没权，要事有事。白天要组织集体生产，晚上还要举办“农民夜校”，更紧张的是严防“阶级敌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缺衣少食还多事的年代，哪能喝上开心酒哟！

我的父亲比我的爷爷幸运多了，而且酒量也比爷爷大得多。据与父亲一起教过书的同事对我说，有一次全普安区老师到杨柳后山的中心校搞教研活动，当时学校新调入一位从部队转业到学校的谭顺金老师，听闻家父酒量大，午饭时非要跟家父对喝一下。家父当时已喝完酒准备吃饭，众目睽睽下也笑逐颜开地答应了。于是一人满满一大碗，谭老师喝完后坐在长条凳上半天起不来，家父喝完后当天下午还登台上了一堂“公开课”……

的确，家父能喝酒，酒，对于勤俭劳碌一生的他，既是难得的喜好，更是唯一的个人生活支撑。一九六一年六月，家父从开江中学初中毕业，本可以继续深造，无奈家庭贫困，忍痛终止学业回到老家农村务农。一九六四年一月，刚满十八岁就结婚成家。那时，家父还不会喝酒。一九六五年十月，家父帮外婆家到达县檀木镇街道的粮站挑“返库粮”，因当天买粮人多，直到下午五时许才将粮食装袋扣紧。走时，随去的年仅十五岁的舅舅提出和家父一同下馆子“打点心”。家父说二人吃了些啥记不起了，反正他第一次喝酒就搞定了至少六两白酒。天也黑了，下着小雨，他酒后挑着近150斤“返库粮”从檀木回到顺水寨，溜溜滑滑走了两个小时18里山路。他说当时人年轻，体力好，“喝了那么多酒挑那么重走了那么远，居然还没出问题，证明了我，很行。”说这话时，父亲显得很自信。

自豪的是，家父不仅酒量好，而且在老家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也是有口皆碑的好农民、好老师。家父辍学回到农村后，也算是当时的“知识青年”，不仅担任了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还被公社选拔送去学习“柴油机的使用”，做了公社的兼职“农机员”，跟着公社的两台柴油机下队打米、磨面、抽水。其间，偶尔也到一些热情的农户家中喝上几口小酒。那时大家都穷，人家把珍藏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那点“醇酿”拿出来，足见主人的热情。

家父真正有酒喝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那时只有三十六七岁，有知识、有体力、有精力。所以我们全家八口人共计十四五亩田地，不论春种、夏管、秋收，还是冬藏，家父家母都能把农业生产搞得在全队虽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差。一九八一年，我家粮食产量较上年至少翻了一番，新建了两口存粮的石仓。家父喝酒时也没有再叫我们满院子挨家挨户去借，家里随时存有二三斤白酒。喝时，也不限量。但家父从不多喝，仅喝高兴，借他自己话说“最多喝个八分饱”。

卸下了教学的重担和劳作的艰辛，好日子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厚实了。家父喝酒的频率依然如他的生命节奏——平稳，平安，平静。早、中、晚三餐均喝，但每顿最多二两。家中买了两个小酒坛，存满了本地小作坊生产的纯包谷酒，价不高，但酒纯正质朴，虽登不了大雅之堂，但绝对与乡村餐桌相匹配。所以，家父顿顿都喝得率性、开心，喝得神清气爽。

家父遗传了他许多优秀品质给我，比如“不卑不亢”，比如“勤劳简朴”，比如“自信自强”，再比如“仁义友爱”……但他没有遗传他的酒量给我，更别说让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我二十六岁以前几乎没有喝过一次像样的酒，更别说喝醉。记得一九九一年春节，我携妻女去妻子的保爷家拜年，保爷给我斟了一小杯红酒，说是“度数低，喝了没事”。结果喝得我满脸通红，额头炸痛，回到家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很不舒服，急得我的三岁女儿用小手在我额头摸来挲去，还甜甜地表扬我“爸爸乖，别吵闹哦，睡一会儿就好……”直到现在我一想着这事就会情不自禁地开心一笑。二十六岁以后，我正赶上一个疯狂的时代，酒，我又不得不喝。

其实，做个小学校的教务主任算不了啥，更算不上有级别的领导。可我任职的学校很特殊：一位校长，女性；一位副校长，女性；我，教务主任，男性——就三人，组成了学校的“领导班子”。那时的接待多，汇报多，“争取经费”“迎接检查”……酒局也就多了，一次次聚餐陪酒的艰巨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肩上，常常是喝得眼冒金星，“现场直播”。

有一次，我与学校会计老张一起到乡财政所申请拨付教师工资。“怎么拨？”“拨多少？”财政所长不敢单独拍板，说要等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来了确定。书记和乡长下村去了，我们就只有等，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过，书记乡长才返回乡上。无奈，我与会计只好邀请书记、乡长和财政所一干人到乡政府旁边的农家乐吃饭。酒过三巡后，书记酒性渐涨，说如果我和老张不论是谁，只要再多喝一杯（约五钱）就多拨一千元。有了这项激励，我和老张主动出击，频频举杯，硬是乐得书记为我校多拨了两万，喝得我和老张都晓不得男女厕所了。

如今，我已50多岁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喝酒又回归了理性，平时基本不喝，偶尔与三五朋友聚会交心时，仅仅小啜几口。当然，酒之于我，不喝，心情更加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