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妇女的悲情命运

——评林佐成获奖中篇小说《空巢》

更新：2018-02-02 10:49:02 　　　　　　来源： 达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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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可

林佐成，于我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中年作家了。他在散文创作上获取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忽然传来他的中篇小说《空巢》荣获《剑南文学》二等奖，我欢呼雀跃，即刻请他寄来一本。我一口气读完了全文。小说结构之严谨，场面与人物描写之精准到位，人物形象个性心理刻画之惟妙惟肖与语言之纯熟，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关于当代农村留守妇女命运的书写，据我读过的中长篇小说，当以贵州女作家王华最为执着。她的长篇小说《花地》等，皆为影响巨大的名篇，我曾为之撰写并发表了多篇评论。

今读林佐成的中篇小说《空巢》，虽然较之王华的小说，在题材的深度开掘与人物心灵情感的揭示上，尚存在一定差距。但就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与人物日常生活描写之到位，我以为他较王华更具优势。

小说主人公刘玉英一出场，面对的便是春旱给庄稼生长带来的严重危机。小说中的刘玉英，家中仅留下她一人，种地、喂猪、做饭、洗衣，全由她一人承担，一天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难得一人支助。

小说紧接着描述刘玉英现实碰上的苦难，既有体力上的，更有精神情感上的。

小说绘声绘色地描画十多年前的刘玉英，不愧为村中的一株野玫瑰，“十多年前，刘玉英从遥远的猪脑山嫁过来，艳丽得如一朵盛开的鲜花……”

许是阴差阳错，一个鲜花似的姑娘，嫁给了“又矮又瘦老实巴交的外来户张贱狗”。我猜测作者如此反差极大的婚姻描写，大抵缘自于他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捕捉。据悉。现实生活中的猪脑山，系家乡开江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幼生长在如此僻远荒凉地的妹子，为了生存与发展，往往百计千方往平坝或经济环境稍好的地区嫁。小说中的刘玉英，出自改变贫困命运的梦想，嫁给又矮又瘦的张贱狗，已是她青春生命的大不幸。小说未直接交代鲜花似的刘玉英，为何嫁给张贱狗，却在尔后一段回忆中，讲述出一段更为凄惨的悲剧。

这就是在她在老家当姑娘时，外出打工，因讨不到工钱，流落在外，遭人贩子拐卖给一个瘪着腮帮的五十多岁男人。她经受百般凌辱，怀着三个月胎儿，舍死拼活逃出来，“回到猪脑山，已形如女巫”。

鲁迅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坏给人看。林佐成以上对于刘玉英青春悲剧的描写，在当代四川农村是具有代表性的。

刘玉英从魔爪中逃脱，返回老家，生活中不仅得不到同情与怜悯，反而让一些无聊的人，编造出卖淫女的谎言，造成她精神心理上的磨难更为深重。她下嫁给罐子村的张贱狗，也就势所必至。

小说赋予刘玉英正式婚姻后，其命运之曲折坎坷，实不亚于少女时期遭人贩子拐卖。由此，故事进入了真正空巢化的悲剧。

大抵三十多岁依然姿彩秀丽的刘玉英，必不可免地成为一些男人猎取的尤物。小说先出场的，是折腿的有福，他对刘玉英的迷恋，如痴如醉，而刘玉英的初衷是欲守身如玉，因而有福的非分之想，次次被她严冷回绝，

作者塑造刘玉英这个空巢妇女形象，有别于王华和其他不少作家笔下的空巢妇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即便她过去遭人贩子拐卖，受尽非人世所堪的凌辱，后来又违心嫁给又矮又瘦，异常懦弱的张贱狗，但她的品性依然纯洁坚强——用鲁迅的话讲：从污秽中拷打出洁白与坚贞。

与此同时，一心想占取她的有福，也日渐由性的欲求，转化为爱的真诚拥抱与相怜相惜。

《空巢》中的刘玉英，当初为有福所喜爱，纯然出自容与色，尔后渐渐因繁重艰苦的劳动，缺少不了有福这个精壮男子汉的帮忙与关心，日渐产生了友谊与感情。小说作者依然让刘玉英死死守护住底线，拒绝如狂涛巨浪般的两性欢悦。即便有过那么两三次，她一经幡然醒悟，便又冷眼相对或者把他关在门外。

小说作者的又一高妙，在于描写有福，始而出于猎艳，渐次同其在孤独与无助中，相互关心与扶持，产生了友情，终至在情谊的深化发展中，升华为朝夕相伴的情侣。作者描写这一漫长的情感发展历程，显得极有层次，也极具耐心，从而强化了情感发展的逻辑征服力。

与有福相对立甚至较量的是村干部王有庆。他滥用职权，欺男霸女，实乃村中一霸。

“据说，他曾经随县里的一位副县长到下河汤家嘴遭受火灾家的村民家慰问，哭得两眼肿泡的娘们眼屎一抹，拉着他的手直叫他‘县长’‘县长’，倒把真正的县长凉在一边，弄得大家都很尴尬”。这一细节，乍看有点滑稽，个中显露的是王有庆模样儿颇有大官的作派。他一脸霸气，动辄以公事公办的冠冕堂皇，欺侮百姓。他是一个狗胆包天的流氓，“见了漂亮的媳妇便两眼发黏……装模作样地摸一把对方的胸，乘机揩人家的油”。

小说后半部着重描写他如何步步进逼，最终霸占了刘玉英，也由此遭到有福的反抗，仍恶习难改，最终让刘玉英持刀割了他的生殖器。

我以为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美中不足的是，王有庆这一村霸形象，未免有些脸谱化与漫画化，未能充分揭示出他思想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须知，“作家艺术家在各种作品中所描绘的形形色色的人性，包括文明带来的欢欣幸福和压迫痛苦……便极其复杂、多样、微妙和丰富”。（李泽厚《伦理学纲要》第172－173页），从哲学与美学的艺术视角考量，我以为王有庆这一村霸，尽情揭露他的人性恶是正当的、必要的。同时也应该充分估计到，他为了牢牢掌握党和村民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他在作恶时不能不考虑到如何以冠冕堂皇的话语，佯装为民作主、为民造福的虚假面目，借以赢得上级的好评，求取稳固的靠山。故此，宜将他刻画成一个伪君子，这样，也许更具合理性。

但我依然认为，如何将人物的思想个性与命运际遇，更深入地掘进与拓展，这是林佐成此后小说创作所面临的严峻课题。相对而言，小说在语言艺术的娴熟与故事情节巧妙安排与纵向发展上还具功夫，相对欠缺的是不拘泥于故事情节的大起大落，触目惊心，还要在此基础上描画出“灵魂的深”（鲁迅语）。

《空巢》中的四个人物，虽然从描画女主人公刘玉英下功夫最深，思想个性也最为鲜明突出，但又似乎缺少了些什么，那便是作者对她善良、美丽而又痛苦的精神世界的开掘与拓展，缺少了些形而上的艺术升华，使之成为一个当代农村空巢妇女，不容代替的别具个性姿彩的典型形象，其它如有福、贱狗亦有类似问题。

林佐成已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那么，如何很好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在生活、阅读、写作上，下更扎实的功夫，是他面临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