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60年的时光过去了，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50年代作记者经历的苦与乐，却铭刻在心，久久不能忘怀。

　　1953年2月，我从平昌县委第一任通讯干事岗位上，调到已创办近两年的通川报（达州日报前身）作记者。粗略熟悉一些业务知识后，于当年5月分配到万源县采访。虽有作通讯干事一年多的经历，能写一些稿件，但作为记者单独参访，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心里有点“悬”。但想到作为代表报社的记者，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也是对自己一个极好的锻炼，便下决心一定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将近60年的时光过去了，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50年代作记者经历的苦与乐，却铭刻在心，久久不能忘怀。

　　夜伴“棺材”

　　在青花乡采访革命老妈妈张素英时，她家人多房少，没地方住。她们劝我晚上回乡政府住（张妈妈家距乡政府约2.5公里路），但我坚持要住在她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便于获取第一手素材，摘取张妈妈闪光思想的火花。没办法，她们只好安排我在她们院子里的堂屋住下，用两条长板凳放一床凉巴棍，再垫些稻草铺上棉絮就当床啦。这个堂屋大约20多个平方米，中间供着他们家的祖先牌位，两边还放着两口“寿木”（即棺材，为老年人百年之后下葬之用，古称寿木。）晚上油灯一点，漆过的“寿木”荧光闪闪，很是阴森，让人心里发怵。但我转念一想，一个报社记者难道还怕“鬼”不成，心一横，也就安然入睡了。根据7天的跟踪采访，终于写成了3000多字的通讯《革命老妈妈越老越红——记红军时代的乡苏维埃主席、八十高龄的老人张素英》一稿。此稿在通川报发表后，又被四川日报刊登，同时被新华社播发。

　　洋芋“麻口”

　　在庙沟乡二村采访他们的优抚工作时，住在一位贫农组长的家里，他家底子薄，没有存粮，什么季节出什么就吃什么。那时刚栽完秧，正收洋芋。一天几顿都是洋芋为主食，饭是蒸的整坨洋芋，菜是炒的洋芋丝，汤是煮的洋芋片。开始一两天还可以，到了第三天，一吃洋芋口就发麻了。心想早点结束采访，又怕说报社记者吃不得苦，给报社丢面子。自己事小，报社事大，就一声不吭地坚持下去。村长听说组长家没米吃，就提了几斤米来为记者改善生活。到了第四天，材料总算收集齐了，写成1000多字的通讯《一个优抚工作模范村》，通川报刊登后，西南新华日报也全文刊登。

　　山中迷路

　　报社通知要写篇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深度报道，我赶到曾家乡调查采访，经过10多天的努力，赶写完稿件。由于当时曾家乡没有邮政所，为了赶时间，傍晚6时，我从曾家乡出发，准备赶到罗文区上将稿件第二天一早邮寄回报社。从曾家乡到罗文区公所大约有15公里的崎岖山路，沿途森林茂密，人烟稀少，岔路又多，加之天之将黑，又不熟悉路径，一头闯入“八阵图”中，迷失了方向。令人又急又怕，急的是不辨东西南北，不知路在何方；怕的是遇坏人抢劫或遭猛兽袭击（万源地处大巴山腹地，当时常有野猪和豹子出没）。在漆黑的树林中，摸索了5个小时，才终于到达了罗文区公所。此时已是精疲力尽，一身衣服也被树枝荆棘扯得破烂不堪。罗文区委书记闻讯后，置酒买菜给我压惊，心中甚是欣慰。（作者系达州日报原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