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达州日报》创刊六十周年。面对由一报发展为三报一网两刊；面对从几幢低矮破房变为6000多平方米的智能化报业大厦；面对办报告别“铅与火”、“笔与纸”的现代化编印系统；面对从满目疮痍发展到职工居有房，住在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中，我为报社如蛹化彩蝶般的嬗变而欢欣鼓舞，并为她将嬗变得更加令人神往而由衷高兴。

　　报社发展到今天，实属来之不易。单说复刊前后那段时间吧，就够人感叹不已的了！

　　艰难起步

　　1974年3月，当时的达县地委报经省委批准，决定《通川报》（《达州日报》前身）5月1日复刊。这距1970年3月28日停刊已经4年了。停刊后，报社人员各奔东西，办公房屋、用具被占用，印刷设备被搬走。要在两个来月就出报，这的确是摆在通川报人特别是总负责人刘云杰同志（其他二位领导未到任）面前的严峻考验。面对重重困难，他没向地委叫苦，坚定不移地筹划、指挥着复刊的全盘工作。

　　其时，依靠原地委报道组过来的高文舫（原报社编委）、朱浩然、曾天海、王大江、陈琼芳、彭朝贵同志抓筹备起步工作；同时，调回原报社骨干黎志勉、何全堂、陈国亮、杨利华等，并从各县委报道组等抽调人员组建采编队伍。当时，个别已报到的同志见办报条件十分艰苦，加之认为办报风险太大，借故请假回去就不来了。但绝大多数同志都以苦为乐，个个雄心勃勃，干劲十足，决心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如期把报纸好好地办出来。

　　外出取经

　　办报的头等大事是要掌握好宣传什么，如何宣传。复刊之时，正是极左思潮登峰造极的时候。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办报，真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动辄得咎。

　　为了把报道思想掌握好，把报道方针制定好，3月上旬，刘云杰同志就派高文舫、米凤洲（原编委）、杨德福和我前往成都、绵阳、万县等地取经。主要是了解各报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报道思想。3月下旬我们回到报社向领导汇报后，领导决定内设机构为：组版编辑组，含美术摄影、校对组、资料室，共11人，由高文舫负责；政治时事组（负责编上层建筑稿件），含收讯室，共7人，由米凤洲负责；地方新闻组（负责编经济基础稿件），5人，由樊勇修（原编委）负责；通采组（相当于后来的群工部和记者部），10人，由尧毅负责；办公室3人，由朱浩然负责。到此，所有人员按部就班，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不再是临时要人随便抓了。

　　狠抓通讯网建设

　　当时党报的办报方针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通采组成立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一手组织地方稿件，一手抓恢复发展全区通讯网。为了尽快在全区铺开通讯工作，4月8日至10日，原达县地委宣传部和报社联合召开各县委报道组长会议，会上提出了恢复发展通讯队伍及采写地方稿的明确要求。从4月底到5月底，渐有来稿。据宣、开、万三县统计，共来稿136件，用稿10件，说明来稿的质和量还跟不上报纸的需要。

　　当时，报社真正把通讯员视为“上帝”。对其来稿不仅每篇必读，记下优缺点，符合报道要求的及时送有关编辑组。有的稿件还集体讨论，意见集中后，或直接给作者回信，或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写综合退稿信，打印后寄给每个通讯员。为了更有效地提高通讯员的政治、业务水平，1974年10月《通川报通讯》创刊，32开，70来页。第一期印800份；第二期2000份。1975年改为双月刊，最多期发数达2500-3000份。其内容含当前报道意见、新闻基础知识、好稿评介、优秀通讯员、应注意的问题等。每期《通讯》从新华印刷厂拉回来后，通采组全组动手，写信封、装刊物、刷浆糊。封好后，就用农村装牛草那样的大稀眼背篼，你争我抢地把一背背刊物背到邮局去寄。

　　通过一系列扎实工作，通讯员队伍发展到两三千人，复刊之初的“稿荒”彻底解决了，稿件质和量都有显著提高。据《通川报通讯》1975年4期表载，当年1至6月单是文字稿来稿即达9715件，用稿640件，用稿率为6.85%。

　　复刊至今，倏忽37年。37年来，我见证了报社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了广告从无到有、报业的不断跨越发展；享受了生活由苦到甜的无比欢乐。在纪念报纸创刊60周年的时候，欣喜看到报社党组率领全社职工，正在深化改革中昂首阔步向更美好的明天挺进。作为当年复刊的参与者，我感到格外欣慰，格外开心。（作者系达州日报原党组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