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1951年，那时我刚刚进入达一中，一中当时的校址在大西街，也许是巧合，刚创刊的《通川报》的社址也在大西街，每次上街时，走不了多远，便见到报社门口的橱窗里贴着新出版的《通川报》，可以说在我一生中最先知道的报纸非《通川报》莫属了。

　　初中毕业时，已陆陆续续认识了一些报纸，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通川报》。后来，到成都铁路学校读书，离开达县时，我依依不舍，除了对亲人对母校的思念外，也留下了对《通川报》的怀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已经在武汉工作好几年了，有一天，在报刊征订目录中发现了《通川报》的大名，我立即订了一份，每当报纸拿在手上时，就好像重逢了久别的亲人，“他乡遇故知”能不欣喜若狂吗？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我从武汉回到达县草坝公社当“农民诗人”，回乡不久，我便向《通川日报》投去了第一份稿件，作品很快被刊用，从此我的诗歌便隔三差五地出现在《通川日报》的副刊上。由于我的诗刊用的频率高，身边吸引了不少文学青年。

　　在草坝（今改名草兴）的十五年，是我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政治上遭到无情的歧视与打击，穷困潦倒，苦不堪言。公社禁发我的作品，失去稿费收入，经济陷入绝境，由于公社给全国各地报刊去信围攻堵截，不少报刊不明真相，为了保全自己都拒发我的作品，而此时此刻就在眼皮子底下的《通川日报》没有把我拒之门外，顶着各方压力，继续采用我的作品，有的编辑因此受到责难，尤其在文革中，发我的作品成了编辑的罪过，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幸好，苍天有眼，文革终于结束，我也从草坝到达县文工团当了编剧，从此，我的作品可以理直气壮地出现在报刊上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今天的三十多年里，我与《达州日报》的联系从未中断，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我在全国近500家报刊上发表过作品，《达州日报》是发我作品最多的报纸之一，恐怕不少于五六百篇。

　　交往多了，我们的友谊也在与日俱增，从报社领导到编辑记者，他们不仅是我的“衣食父母”，更是我的至爱亲朋，每次到了报社，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今天，我从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全国和海外的知名诗人作家，一路走来，每一个脚印都有《达州日报》众多朋友倾注的心血，是《达州日报》的支持与鼓励、关注和关爱化作了我前进的强大动力，这份真情让我永生难忘。

　　六十年岁月峥嵘，六十年风雨沧桑。在走过的六十年里，《达州日报》的每个脚印都坚实而浑厚，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看到《达州日报》更加风采，更加辉煌！（作者系原达川地区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