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我从达州踏上去山东滕州的路。于我，这是一次朝圣。

双脚落在滕州的土地上，仿佛踏入四千年的时光深处。这里孕育过北辛文化的陶纹，点燃过大汶口遗址的火种，夏商之际便以“三国五邑”在文明史上刻下印记。脚下的石板路，或许还嵌着龙山文化的灰陶碎片；古城墙的基脚里，似乎仍能听见商周青铜的回响。

这片鲁南腹地的咽喉要冲，自古便是金戈铁马的血色舞台——古运河故道的波心曾倒映齐桓公会盟的旌旗，明代城墙上斑驳的箭垛至今留着倭寇刀痕。这座被岁月层层包裹的古城，注定要在1938年的那个早春，用积淀了三千年的血脉，去承接一场血与火的淬炼。

八十多年光阴流转，当年这里曾是中日血战的炼狱。国民革命军第22集团军122师的川中子弟，用血肉之躯，在滕县筑起了一道抵御外侮的长城。今日的保卫战遗址，如同一段凝固的悲壮史诗，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峥嵘。

次日拂晓，薄雾般的曦光给滕州城笼上青纱。独自走进遗址公园，脚下的青石板冰凉，恍惚间，仿佛还能触到八十年前未曾干涸的血迹，嗅到硝烟散尽后残留的苦涩气息。

老城东门，昔日的残垣断壁早已被时光湮灭，但历史的伤痕却刻骨铭心。那组雕像，将川军将士的刚毅与决绝，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卷里：五位战士，手持简陋的步枪，紧握卷刃的大刀，眼神如淬火的寒星，穿透时空的迷雾，仿佛下一秒就要发起最后的冲锋！他们褴褛的军装、开裂的草鞋，与身后花岗岩碑墙上密布的弹孔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撼人心魄的画面——这不仅是一场装备悬殊的生死搏杀，更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精神的铁血证言，像一座不朽的丰碑，矗立在时光的河岸。

凝视雕像的瞬间，思绪被拽回1938年那个硝烟漫卷的早春。

滕县保卫战始于1938年3月14日晨。日军第10师团三万精锐在飞机、重炮、坦克的掩护下如铁流般压境，妄图一举攻克滕县、打通津浦线、直逼武汉。而守城的川军将士仅有老旧步枪、豁口大刀与少量手榴弹，白刃战中刺刀频频卷刃。师长王铭章振臂高呼的“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成为绝境中燃起的精神火炬。

至17日午后，日军已占领城南城墙与东关。王铭章亲赴城中心十字街口督战，当西南城墙亦陷敌手时，炮火如蝗般向城中心倾泻。危急时刻，参谋长赵渭滨高呼“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率先冲向被炮火炸塌的城墙缺口，官兵在其激励下如潮水般突围。

当王铭章与赵渭滨率随从转至火车站部署124师372旅时，行至西关外电灯厂附近突遭日军火力扫射。王铭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赵渭滨亦中弹牺牲。除数百人突围外，两千余名守城官兵全部殉城。

滕县一役，三千川军儿郎浴血死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创成也。”

滕县，这座四千年文明的古城，孕育了北辛、大汶口、龙山等璀璨文化，“三国五邑”的荣光曾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流。然而，日寇的炮火无情地摧毁了一切：承载记忆的石板路被炸得粉碎，无价的古遗址、文物在爆炸中灰飞烟灭，街巷化为瓦砾场。焦土之上，唯有忠骸与烈焰。方圆不足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寇投入两个师团及大量配属部队，总兵力三万余人，火炮逾百门，坦克五十余辆，飞机三十余架，投下炸弹两千余枚、炮弹六万余发！而守城的中国军队仅五千余人，没有山炮野炮，没有坦克飞机。可就是这群被称作“劣械弱旅”的川军，用信念和血肉之躯，在绝境中坚守数日。

王铭章将军殉国后，国民政府举行国葬，成都十万人迎接灵柩入城。国民政府追授其陆军上将军衔，为第122师立碑记功。1984年9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民政部向其遗属颁发了烈士证书。

在滕州市烈士陵园的碑林前，我默念着历史的回响，毛泽东主席挽联盛赞：视死如归，为民族增光。川军将士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民族魂，什么是家国情。

身为川人，《壮士出川》里那面“死字旗”的决绝总让我心头震颤。当年安县王者成送子出征，白布黑字写下“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的嘱托。这份赴死的决然，在滕县的焦土上，化作了三千川军子弟共同的信念。他们用热血和生命，在鲁南大地上，矗立起一座镌刻着“敢战、血战、决战、死战”的不朽丰碑。

是夜，滕州雨霁云开，星河低垂，似为英烈忠魂照亮归途。我深知，这片浸透了抗战英烈热血的土地，八十年前的呐喊从未消散——它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化作永恒的星辰，在民族复兴的长路上投下不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