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密/开江县任市镇第一小学教师

上世纪80年代正实行计划生育，那是农历二月，在家排行老四的我刚剪断脐带就被匆忙包裹着藏进衣柜。我也很配合，没哭一声，躲过了来家里超生收罚款的人。后来，我被抱养出去几个月后，奶奶和父母不舍，把我又领了回去，一年罚款112元，直至14岁。或许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或许因为罚款，家里人对我多了一些宠爱，让小小的我，拥有一颗大大的心，妈妈做什么，我也想去做，还不甘落后。

那是在我六岁的秋天，妈妈对我们几姊妹说：“有人来收购红薯藤，我们一起去割了卖，卖了买肉吃。”那时的农村，大多吃自家熏的腊肉，很少吃到新鲜肉。我们听说卖了红薯藤可以买肉，可来劲了，几姊妹兴冲冲地拿着镰刀，背上背篓就往地里走。

哥哥们嫌我割得慢，让我去另一块土里割。“哼，去就去。”我赌气地去了旁边那块地。割红薯藤可没割其它猪草那样轻松，那些藤条儿大多有分支。这些庞杂的枝条儿像爬山虎一样，伸到哪儿，根须就扎在哪儿，且不朝一个方向生长，而是自由散乱相互交错地分布在土里。妈妈和哥哥们力气大，割起来轻松些，只见他们弓着腰，左手紧握藤条儿根部，右手握着镰刀用力一割，一株藤条儿就断了，然后紧紧捏住藤条儿，一边立起身子，一边用力拉扯，“噗啦啦”一阵响后，又弓腰割另一株。我割断藤条拉扯时就像在拔河，它们紧紧抓住大地，不肯离去。有时，遇到两三米长的藤条儿，我踮着脚，将手举到最高处也不能将它扯起来，还得后退几步，或者转过身，像纤夫拉纤一样借助肩膀力量，才能将它们拔起。

不一会儿，我的手就变得酸软无力。我站起身，准备稍作休息，发现妈妈和哥哥们已割完一大块地，而我只割了巴掌大一块。羞愧和无助向我涌来，我真想丢下镰刀跑到山后边躲起来大哭，但很快又打消了念头，我不想被哥哥们奚落。我蹲下身子，又弯腰割起来，任汗珠一颗颗滴落。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安和窘迫，大声喊道：“快过来，我们一起割完这块土就收工。”妈妈的话就像特赦令，我蹦跳着跑了过去。当起了她的小帮手，她割完一把，我帮她拿到一边去放好。终于收工了，我们把藤条儿扎成捆，然后由妈妈和哥哥们挑到收购点去卖。妈妈拿着钱兴奋地对我说：“我们还要割些藤条回去喂猪，你拿着钱到对面山坡上的肉摊去买两斤肉吧！”我拽着妈妈递给我的钱，趟过一条小河，一路小跑着来到肉摊前，怯怯地递上钱，“我要买肉。”屠夫望我一眼，温和地说：“你要砍哪儿的，要多少？”这是我第一次买肉，走时妈妈又没提醒我买哪儿的。我瞅着那块肉，课桌那么宽，左边是一些排骨，右边全是夹杂着些许瘦肉的肥肉。我犹豫了一会儿，指着右边说：“就砍这边！要两斤。”

我提着肉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路上遇到地里干活的婶婶。“好能干哟，你一个人去买的？让我看看。”说完，她凑过来瞅了瞅。“你可真会买，一点骨头都没有！”我听出了弦外之音，低头飞速往家里直奔。

大哥见了案板上的肉，嘟囔着说：“怎么不多买点瘦肉，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吃肥肉。”妈妈见了，走上前看了看笑着说：“买的五花肉呢！挺不错，家里正好还有些我们自己做的咸菜，可以炒回锅肉吃。”“我买的肉真好吗？”我有些疑惑地望着妈妈。妈妈摸了摸我的头，笑着说：“当然啦！五花肉不仅炒着好吃，红烧或做成粉蒸肉都很好吃呢！”“哦！”我应了声，一颗紧绷的心终于松弛下来。

那天中午，我吃到了一生中最好吃的五花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