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益明（四川）

时光荏苒，不经意间在新闻战线奋斗了二十三年。青丝成白发，初心仍未改。那些爬深山、蹚洪水、下矿井、赴灾区的激情岁月恍如昨日，那些忍饥饿、受冷遇、遭威胁、被围堵的采访画面历历在目。又到记者节，我谨撷取两段采访往事，愿与年轻的新闻小伙伴共勉。

“好吃”的鸡蛋面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副楹联气势如虹，广为传颂，被誉为“中国红色第一联”。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副楹联刻在通川区梓桐镇红三十军政治部旧址。为了挖掘红色文化，宣传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这里运筹帷幄的故事，我们决定去梓桐寻访流落红军。

以前的采访条件对于现在的记者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扛的是BAT摄像机，足足有十多斤，脚架是钢制的，比摄像机还重。除此之外，挎上一个大大的皮包，装话筒、摄像带、电池、采访本和笔，又是五六斤。所以每次采访拼的不只是脑力，更是一场对体力的严峻考验。

那时台里没有采访车，我们外采多是坐班车。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我和搭档便整装出发，坐在开往通江的第一班大巴上。车子喝醉了酒似的，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蹦来跳去，几个小时后到达梓桐，感觉人都快颠散架了。好在我们年轻，经得起折腾，下车没作片刻停留，立即联系文化站负责人，直奔采访现场。

因为站长提前踩了点，我们的采访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受访人不够流畅的讲述，让我们始终觉得差点意思。站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原本是要推荐我们采访何家山顶上另外一名流落红军，那位老人不但健谈，还能唱军歌，可何家山山高路远，又不通车，最终选择了放弃。听站长这么一说，我立马眼中放光，问他上山要走多久，站长说得一个小时左右。我和搭档异口同声道：没问题，马上去！

随即，我们向山顶进发。一开始大家信心十足，一路欢声笑语，殊不知山路越来越难走，加上我们背着沉重的设备，很快一个个都汗流浃背，脚下像灌了铅似的举步维艰。我们在陡峭的山路上走走停停，几近心理崩溃的边缘。但对完善采访内容的美好期待让我们一步步坚持，最终抵达山顶。看看时间，走了整整三个小时。筋疲力尽的我们气喘吁吁，席地而坐，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稍作休整，我们又活力满满，开始采访。流落老红军精神矍铄，接受采访时，思维敏捷，一气呵成，唱起军歌更是激情四溢，声如洪钟。老人的表现让我们忘记了疲惫，甚至感到兴奋，一通拍摄又是一个多小时，完成采访已是下午三点半。此时我们才感到饥肠辘辘，一阵难受。不便打扰老人，站长带我们来到队长家，队长不在。院里一位大嫂是个热心肠，赶紧停下手中的活计，从缸里舀出一瓢凉水招呼我们。

听说我们还没吃饭，大嫂转身去了厨房，不一会儿给我们每人煮了一大碗面条，每碗还盖上了两个现煎的土鸡蛋。我们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可一筷下嘴，我的妈呀，咸得让人张不开嘴。山里人劳作吃得咸，我们能够想到，但这位大嫂的口味如此重，我们是真想不到啊。她一边忙不迭地给我们端水，一边问我们好不好吃。我们几个相视一笑，开水就面，风卷残云，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儿点头说道：“好吃！好吃！”

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咸的一碗面，也绝对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碗面！

救命的摄像机

到电视台工作的头几年，我一直用的是这台BAT摄像机，它不但笨重，还是一台模拟机，但成像效果却是最好的。虽然只是一个设备，但和它磨合几年下来，我感觉它是有灵性的。它懂我，我也懂它，最关键的是它后来还救了我一命。

有一年，我在作协会上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会员。他叫罗启洪，靠一根棒棒求生活，又笔耕不辍搞创作，出过诗集，成立过文学社。即便生活得不如意，仍坚守着自己的文学梦。他的那份执着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我把他的故事作为《社会写真》栏目的选题，着手准备拍摄一部短纪录片。

我和搭档去了罗启洪老家安云落花村，顶着烈日，光着膀子，拍他创作和劳动，采访他家人和文友。反复推敲拍摄角度，打磨每一个镜头，记录下他对文学的痴迷，也记录了他在生活重压下的迷茫无奈。当天的拍摄有些繁琐劳累，但收获满满。

后来，我们又到城区拍摄。白天，我扛着摄像机跟拍罗启洪走街串巷挑棒棒、挣辛苦钱的真实场景，记录他灵感闪现，在烟盒上记下诗行的细节；晚上，我走进弥散着汗臭味的棒棒房，拍摄他在大通铺上冥思，在其他棒棒的鼾声中写下棒棒的辛酸，也写下劳动者的幸福。

最后一个拍摄点是在红旗大桥下的一个棚户区，这里是棒棒吃饭的地方。按理说这个收尾应该是平淡无奇的，哪知最后的拍摄中竟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我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监视器里的画面，耳边突然“当”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个玻璃胶水瓶滚到地上摔得稀烂。我有点蒙，抬头望望楼上，早已不见人影。搭档赶紧从我肩上接过摄像机，只见比大拇指还粗的摄像机把手被从中砸断。看着断裂的摄像机把手，我一阵心痛，着急地问搭档摄像机还有没有哪里损坏。搭档又急又气：“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摄像机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的一幕是多么惊心动魄，如果胶水瓶不是刚好砸到摄像机把手，偏了分毫，都会砸到我头上啊！此时，我感到背心一阵发凉。

我捧着摄像机久久凝望，心想如果没有它，自己恐怕就“光荣”在这里了吧！回到单位，技术部的老同志虽然细心地用凝固胶把摄像机把手黏接好，但伤疤永远留在了它的身上。它是我的过命兄弟啊，从那以后，我愈加珍爱它，一起战斗，时时陪伴。后来，随着设备逐年更新，它光荣“下岗”，留在了库房，但我从来不曾忘记它。

其实难忘的采访何止一二，在抗震救灾前沿的真情报道，在抗洪抢险一线的用心纪录，在大案要案现场的真相探寻，在市民群众身边的正义守护……每一个采访都充满敬畏，每一次拍摄都竭尽全力。时代在变，媒体在变，但作为新闻工作的铁粉，我想我会始终秉承热爱，永葆新闻初心；融合传播，高奏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