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有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头儿，人很普通，面色肃穆，衣着大多深色发旧。他眉骨凸起，有几根长眉毛誓不罢休地蹿出来向外生长，那花白的头发，远远望去如撒满了霜。

他就是老王，是城里的一缕月光。他在城市里有一书屋，两万多册书是他用大半辈子时间藏购的。在媒体记者的报道中，老王的书屋是一个旧时光陈列馆。让我们去看看老王的书屋里有些啥，民国年代的教本、抗战时期的报纸、中国古代小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世界名著，以及某位老先生自费出版的古体诗词集，一位退休老奶奶戴着老花镜用毛笔誊写的家谱，一本发黄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被摩挲得起皱卷边……

而今，老王在书屋里低价出售这些旧书，有各路淘书者挑挑拣拣地购买，也有城市里的民工，东张西望地来到书屋，靠在堆满旧书的墙边简单打个盹。老王总要目送着淘书者消失在视野尽头，他感叹地说，在这里等着有缘人光顾，为的是让书的寿命更长一些。

这样的书屋，一个在故纸堆里顽强生长的角落，是城市里的一块寂静绿洲。偶尔凝望一眼，会有一层薄薄的青苔浅浅地覆盖在灵魂里，温润着蔓延。

去年冬天，我在档案馆看到了几张民国时期的老报纸。翻开报纸，粉尘呛鼻，故纸气息扑面而来。纸张已泛黄，变得薄脆，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那报纸的刊名，是孙中山先生题写的，望着那敦厚的字体，孙先生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在那些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报刊上，我看到了宏大的叙事，比如救国的硝烟，热血青年上街抗议的声浪。也有市井老墙下，鸡飞狗跳油烟滚滚热气腾腾的生活，在文字里被描述得活灵活现：某条马路上昨天出现劫匪，鸡瘟来袭，乡下王老五用土枪打死一头伤人的野猪，一对鸽子为亡人守灵……还有名目繁多的广告：置业声明，布匹、咖啡厅、麻风药丸、航空机票、齿科广告，电影预告，等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份报纸上，还有一对新人醒目的婚庆广告，新郎姓马，新娘姓朱，竖排的繁体字，“千里姻缘，天作之合，施先生、许先生、黄先生、姚先生同贺”，想来是这四位好友出的广告费。在发黄的老报纸上，我甚至嗅到了当年上海滩喜宴的气息。

这些老报纸，让我耳旁隐约传来当年那些奔跑在大街上的报童稚嫩而恳求的声音：“先生，本埠特大新闻，买一份吧，买一份吧！”那些长衣长衫或西装革履绅士派头十足的先生，回过头来，施舍一般抛下钞票，买下一份报纸，坐着黄包车扬长而去。小时候，我在县城电影院看过一部老电影，一个叫作三毛的流浪孩子，在街头叫卖报纸，一位穿旗袍的女子，爱怜地摸着三毛光溜溜的头。那慈眉善目的女子，买下了三毛手中的报纸，还多给了他几张钞票。三毛仰头望天，呆呆地不说话，不知道是感动来得太突然，还是有什么东西哽在了喉头。在求一口饭吃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世态炎凉冲击着这个幼童，老天慈爱，让他也感受到了一缕暖流。

我在城里的忘年交郑先生，是一个收藏旧书旧报的人。郑先生先后搬了几次家，屋里收藏的书报，每次都成为他首先要搬运的宝贝。我去他家拜访，满满一屋旧书老报，一股浓烈的旧时光味道扑鼻而来。

一张安卧在郑先生老宅里的老报纸上，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一位穿西装的男子，目光深沉，正在海船上看一张报纸。那是郑先生的爷爷，在滚滚潮声中从新加坡回国了，因为他看到发行到了新加坡的华文报纸上，救国的呼声响彻云霄。

我陪同一位老者去城郊一处废弃的院子，那是20世纪40年代一家著名的报馆。当年一些如雷贯耳的人，就在那里进进出出。那时，报社还被称为报馆。可惜，除了几面斑驳的土墙，啥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我对当年老报纸的一点想象：灯火摇曳，报人们彻夜不眠，如接生婆守候初生婴儿的到来，当他们凝视着一沓沓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时，晨曦擦亮了天幕，他们的倦容也瞬间被照亮。当年的报纸，成为一份份留存于历史的草稿，在那些故纸里，也有着一些人沉重的呼吸声穿越迢迢时光而来，均匀地在怀旧者的耳畔响起。

故纸，从岁月的封面上缓缓褪下，却在看不见的封底，成为永远的怀念。故纸，是袅袅乡愁里漫天飞舞的一页。

□李晓（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