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凤姣（湖南）

“十崽十相，十崽十性”，说的是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相貌和性格会各不相同。我父亲三兄弟，无论是外形还是性格，看起来还真不像同一对爷娘生的，他们毕生的命运也迥异。

伯父个子不高，敦实，阔脸盘，单眼皮，形貌上更像祖母。他是家中老大，性子软和，慢条斯理，打小便有绰号“堂憨皮”。因为家境极其贫困，几岁就跟着祖父上山下田，以减轻家庭负担。十几岁拜了半个师傅学石匠，师傅舒阿公自己都是半拉子水平，伯父便自学成才，在石头上雕刻花鸟虫鱼，凿打各种墓碑、门槛、廊柱。

伯父多次想参军，都被祖父搅黄，便明白了在这个子女众多的家庭里，作为长子的他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利。他断了外出奔前途的念头，一心做石匠，帮父母挣钱养家。记得他带了好几个徒弟，性情最相投的大他一辈，他叫“祖尧叔”，我们叫“祖尧阿公”。师徒俩酷爱喝酒，一盘炒花生两壶烧酒，能喝到半夜。祖尧阿公去世，伯父便落了单，别的徒弟来拜节，伯父也不多挽留，任伯母招待。

父亲身材颀长，浓眉大眼，有一个深陷的酒窝，活脱脱一个祖父的翻版，但比祖父壮实。父亲是家中老二，生性懦弱，对兄长言听计从。从小迷恋敲锣打鼓，四岁就跟着村里的“师公子”唱调子、做白喜事，又因长得俊，被大人安上“昆师公”的小名，这个名字伴随父亲终生。父亲后来当了一名煤矿工人，采煤、掘进、运输啥都干过，他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奖回来不少搪瓷脸盆、开水瓶之类的物件。父亲一辈子不改忠厚老实的本性。

叔叔是家中长得最好看的男儿，整日里阴着一张脸的祖父，只要看到这个幺儿子，总要把目光多停一会，脸上闪过让别的儿女羡慕的微笑。祖父是铁了心要把这个儿子留在身边的，但祖母坚信“人不出门身不贵”的道理，连哄带骗劝住祖父，把十八岁的叔叔送去参军。于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叔叔远赴山东青岛，成为一名英武的海军战士。转业后，叔叔在派出所担任指导员，成了大家口中的“邱指导”。即便后来他从派出所调到公安局，职务改变，乡里乡亲看到他还是招呼“邱指导”。

伯父和父亲这对小哥俩，天生对吹拉弹唱感兴趣。伯父六岁左右，迷上了二胡，只要村里谁家行法事，小哥必定喊着小弟，飞快地赶到那家，照着“师公子”的样子，又吹又唱。父亲约莫四岁开始学习唱歌，那时没有流行歌曲，是跟着唱太公、唱娘娘的师傅唱。唱太公、唱娘娘是家乡自古流传的活动，意在驱除邪恶鬼怪，求得吉祥如意。

在“师公子”行法事的空当，伯父借人家的二胡拉，父亲借人家的牛角吹。“师公子”不好拒绝，看两个这么小的男孩，如此执着地跟着，也并不胡闹，便由着他俩鼓捣乐器。伯父凭着记忆模仿拉二胡，父亲鼓着腮帮子吹牛角，两人都不成曲调，但都兴味盎然。

父亲比伯父更痴迷，等“师公子”开始吹牛角了，父亲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小耳朵竖着，捕捉牛角里飞出来的每一个音符。就这样，父亲学会了吹牛角、打龙船卦，还学会了唱《龙船调》。年纪略大的伯父，后来二胡拉得远近闻名，花鼓戏里的旦角也演得惟妙惟肖。伯父、父亲与祖尧阿公三人常常同台唱花鼓戏，在村子的某个晒谷坪里，几张方桌子一拼就是戏台。凡是女的都由眉眼秀气个子稍矮的伯父扮演，凡是男的都由身材高大双目炯炯的父亲扮演，祖尧阿公负责拉二胡伴奏，戏服是村里裁缝做的。他们唱《天仙配》《小姑贤》《刘海砍樵》《四姐下凡》，能让全村空巷的是《刘海砍樵》，父亲兄弟俩做工和唱腔都有板有眼，台下黑压压一片的观众总会紧盯着台上，生怕漏了每一个动作。

那个时代的苦不用说，但懂得苦中作乐，是一种生存智慧。我上小学时的某个假日，大队在学校操场搭了一个简易戏台，请伯父和父亲唱花鼓戏，演的是《天仙配》。我是“演员”的女儿，享受特权，不和别的小伙伴一起挤在人群里，或者趴在树杈上，而是站在戏台边一条高脚椿凳上。我记得伯父这位“仙女”水袖遮脸，莲步轻移，款款而来，引得台下一片叫好声。穿着青衣褂的父亲，咿咿呀呀地唱，我听得似懂非懂。

伯父常年守在石山上，用锤子錾子敲不出三个儿女的学费，但一点也不妨碍他在月光下拉二胡。他嗜酒，去石山放炮凿石头也带一壶酒去。一生的路快走到尽头时，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双脚乏力，只能慢慢挪步。在他眼里，老伴和儿女都是外人，都是小偷，随时都可能偷走裤兜里一卷揉皱了的百元钞票。去年夏天，父亲去世了。伯母告诉他，弟弟昆伢子走了，兄弟俩再不能相见了。他似乎没听见，无动于衷地望着天空，他的记忆飘忽，丢下了一同长大的兄弟。

父亲是那种树叶落下也怕砸着头的人，一生没有和谁红过脸。他不管家事，工资全上交给母亲。他不仅爱吹拉弹唱，还爱看古书，一本竖排版的繁体字《东周列国志》，被父亲读了个滚瓜烂熟。我才学会说话，他就教我唱童谣、认野花野草。我还没上小学，就学父亲的样子，抱着《东周列国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煤矿商店买回红绸带、碎花衬衣、格子松紧鞋，把我打扮成村里最水灵的小姑娘。他常常将我骑在肩膀上，招摇地穿过村庄，穿过煤矿生活区。他一路吹着口哨，一路和人打招呼，仿佛骑在他肩头的不是一个山里丫头，而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小公主。

20世纪90年代中期，父亲提前退休，和母亲一起耕种田土。这时候，我做了一名小学老师。同父亲曾经年年被评为先进一样，我也在乡村小学年年被评为优秀，这是父亲最为骄傲的事情。他常去村里、镇上打小牌，老伙计总是夸他有个好女儿，教书方圆十里有名，父亲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两年前，他生了一场大病，不再外出。有一次我去看他，穿了一套上台发言的新衣裙。他坐在一张软椅里，虚弱却又欣慰地说：“这衣服要得，一看就是位好老师。”

军人出身的叔叔，无论走到哪里，一举手一投足，都充满英武之气。用我们后辈的话说，就是好人见到叔叔很有安全感，坏人见到叔叔会不寒而栗。他是一位目光犀利的老公安，几十年工作生涯，遇事无数，阅历丰富。我最了解的是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谁想通过他办点私事，或者请他递个人情什么的，若是同村人，叔叔会和颜悦色地拒绝，若是我们晚辈，准会被这位脊梁笔挺的共产党员好好教育一顿。

两年前，他的女儿我的堂妹参加单位先进竞评，其中有个网络投票环节。堂妹将投票链接转发到家族群，还来不及开口说话，轻易不露面的叔叔突然跳出来，直接问堂妹：你这个先进是靠投票，还是靠实干？难道先进是投出来的，不是干出来的？你啥时候学会这些浮夸的东西了？吓得堂妹立即撤回链接，再不敢往任何群推送。

叔叔身怀绝技，却不露声色。扒手盛行的年代，叔叔经常着便装坐车抓扒手。据说，只要扒手有小动作，叔叔便伸出手指点一下他的某个穴位，扒手就会像被施了定身法，动弹不得。扒手大多是小青年，往往是几个人一起里应外合。叔叔有几个点几个，一来二去的，扒手都被老公安点过穴，纷纷撤出小县城。

叔叔于我，不仅是亲人，还是大恩人。1997年初春，我不慎摔断右腿，在一家小医院做了接骨手术。四天后，叔叔带着著名的骨科专家陈大夫赶来。陈大夫先是掂了掂我的伤腿，又压了压，脸色凝重。叔叔抱着我重新拍片，结果片子显示骨头没接正。因为年轻，才四天时间，接缝处已经开始愈合。我记得，包括叔叔在内的四个大男人，狠狠按住拼命挣扎的我，由陈大夫掰断骨头，重新接合。陈大夫说：小姑娘，其实误差不多，但如果没有纠正过来，那你以后走路就会一瘸一拐的。

叔叔是家中老幺，比伯父和父亲小许多。兄弟仨在照顾年迈的祖父祖母这件事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从来没有任何争执。祖父祖母去世后，在城里安家的叔叔隔三岔五回来看哥哥，带着哥哥爱抽的烟或者喜欢的食物，还会给哥哥塞打牌钱。

几年前，我曾看着他们在我家小聚。那是一个春天的黄昏，夕阳的余晖洒满走廊，兄弟仨坐在西斜的阳光里，扯着家事和村事。那时伯父的病症已经有所显露，但还能拄着拐杖到我家，能认出我们一家人。他很少说话，只是低头听着。父亲最为动容，几次喊着“哥哥”“老弟”，也许他看着越来越糊涂的哥哥，想起了兄弟俩一起成长的岁月，想起了带着十六岁的弟弟下湖区搞“双抢”的岁月。叔叔的声音依然洪亮，眼睛依然神采奕奕，他一句一句地提醒着两个哥哥，要在生活上注意哪些细节。霞光映着他们头上的一片薄雪，在有限的余生里，兄弟仨缓慢地度过了这个温暖的黄昏。

如今，伯父已经不识人间百般事，父亲长眠于山冈上，唯有叔叔依然坚守秉性，以军人的风姿行走于世间。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亲情与责任，乐观与忠诚，他们什么也没说，又似乎什么都说了。我在途中，会常常想起兄弟仨的往事，会不断调整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