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义（四川）

互生，叶序的一种，谓茎的每一节，只生一单叶。多片叶交互生长，就成了一根藤或一棵树。大多数瓜类，都是单叶互生。人类的兄弟姊妹，除少数多胞胎外，大都每胎一个，互生在母亲这根藤上。

我是母亲这根藤上的第八个“瓜”，称前面茎节上的老七为二哥。他大我近三岁，是我的第一个玩伴。

最早的记忆，是母亲用缝被面剩下的大红花布，为我俩各缝了一件衬衣。在布票奇缺、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新衣的年代，我俩顿时成了全生产队最靓的仔，天天欢叫着到田野里去追蝴蝶、捉鱼蟹。

田里的稻谷黄过几次后，二哥上学了。我没了伙伴，无聊至极，将那些鸡、狗、猫追得到处乱窜，不敢回家。二哥第一天放学回来，就大声喊道，过来，我教你写字。于是，那些门板、风车和墙壁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墨迹”。

二哥读小学二年级时，母亲说，这小家伙在屋里实在太调皮了，撵得那些畜生都不敢落屋，不如把他弄到学校去。就这样，我便成了二哥的学弟。

上学路上，只要望见哪棵树上有鸟窝，我们就爬上去看看有无鸟蛋。夏天路过水塘、水渠、水田，就下去学牛滚澡。只要遇到斜坡，就去梭滑板儿。我俩曾经把渠道边一处二十多米长的土坡梭出了一道光溜溜的滑槽，直到把当天才穿上的新裤子屁股上梭出两个洞才回家。我入学不久，学校组织住在山顶的四名学生成立了宣传队，两人一组，每天早上轮流到全生产队最高的山顶，用竹编的大喇叭向山下的社员广播“老三篇”。我和二哥编在一个小组，轮到我俩时，天刚亮我们就兴奋地抱着喇叭，拿着课本，去那个名叫“草口坟”的崖嘴，将喇叭口对着山下空旷的田野和炊烟袅袅的房屋，轮流扯着嗓子，朗读《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结束后回家吃过早饭再匆匆赶往学校。

二哥的学习成绩一直优异，每个年级不是班长就是学习委员，经常作为学生代表到处发言，写的作文、诗歌常年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我每次路过总要驻足观看，心里既羡慕又骄傲。

我读初一时，父亲不幸病逝。大我们十多岁的哥哥姐姐都已成家，母亲一人带着我俩及两个妹妹，生活经常断顿。二哥和我似乎一下成熟了许多，放学后不再耽搁，赶紧回家割草、砍柴、抬水，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们把用过的旧书和作业本，全部保存到年前，去几里外换回鞭炮。团年时，为了让母亲看到我们已经长大，我俩就故意喝上一小杯红苕酒，舌头和喉咙辣得像着了火一样，一会儿就满脸通红，被邻家伙伴戏称为猴子屁股。

二哥读高中时，学校按月为每个学生分半斤猪肉，由食堂做成蒸肉后发给大家，他都会原封不动地背回家来。只要看到他快进门时脸上有抑制不住的得意微笑，我就猜到他背上那个背篼的底部一定放着一碗蒸肉，就会冲上去接过背篼，那蒸肉的香味立即扑面而来。至今，那浓郁的肉香，仍在记忆深处袅袅升腾。

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我读完高一，二哥高考落榜，想去复读，但家里实在缴不起费用。我说，我不读高二了，你成绩比我好，去复读吧，明年肯定能考上。他摇摇头说，不行，你必须把高中读完，以后出去做事也有个文凭。我继续读高二，二哥就在家种田。那时还是集体劳动，他的身板明显比其他人单薄得多，但他挥舞锄头的干劲、收割庄稼的进度，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半年后，他被推荐到乡中心小学代课。

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中。一个月光如洗、繁星闪烁的夏夜，我俩并排仰躺在院坝边的石坝上，商量今后的人生打算。我说，现在你可以去复读了，考起了学就在外面工作，我就在家帮妈种田。二哥说，那好吧，以后你也可以学些技术，比如照相，学会了也能挣些钱，等我工作了就给你买台照相机。

二哥去三十里外的中学复读，我很快就学会了耕田耙地、栽秧挞谷等全套农活，同时学会了编扇子、编撮箕、挖药材等赚钱的手艺，为二哥贴补一些学习费用。有时周末我背着大米给他送去，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学习。空闲时，我学会了吹竹笛。

一年后，二哥如愿考上地区财贸学校，成为全家人的骄傲。

二哥进校的第一天，就写信向我介绍城市的热闹和学校的盛况。我种庄稼、搞副业的劲头更大了，希望尽量攒够他的车费、学费，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同时不让二哥在学校为了钱的事犯愁。

不久，二哥在信中说，他认识了著名诗人张建华老师，就是写《她，放飞神奇的鸽群》那个人，并随信抄回诗作。我被诗人那神奇的想象力所吸引，几乎把那首诗背了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二哥在一封信的开头就写道，我现在怀着激动的心情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在《通川日报》发表了一首诗歌。我异常惊奇：什么？二哥的诗也能发表？那些小说、诗歌不是由专门的作家和诗人写的吗？这么说，我也可以学习写诗歌和小说，也拿去发表？我知道一位同学的女友在区文化站管理图书，立即步行三十多里，借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我的大学》等书。一年多时间，我就在煤油灯下把文化站那近百本图书都借完了。二哥假期回家，送给我几本《收获》《萌芽》杂志和《星星》诗刊，还有一支漂亮的竹笛，我如获至宝。

又一学期，二哥在信中告诉我，他认识了书法家马老师，经常向他请教，书法进步很快，叫我也尽量抽空练一下字，不然每次收到我的信时，都被同学说成是妹妹写的。于是，我又开始练习书法。二哥放假时，送了我一本《玄秘塔碑》字帖，扉页上用毛笔写着：有志者事竟成！

转眼间，二哥中专就要毕业了。最后那个学期上学时，我照例送他去街上赶车。路上，看过的那些书，让封闭的内心打开的窗户再也难以关上，我对二哥说，你还有半年就要工作了，我也想出去看看，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但又担心把妈和两个妹妹留在家里，没人耕田咋办？二哥说，你想去就去吧，耕田的事总会想到办法的。

那年秋天，我兜里揣着两元七角钱，手里拿着二哥送的那支竹笛、那本字帖，还有大妹扎的一双鞋垫，参军入伍。

二哥给我写信更频繁了，几乎每月一封，都是鼓励我尽量利用空余时间努力学习，争取今后有一份工作，家里的开销由他顶着，叫我不要考虑太多。我将每月七元的津贴用来报名参加新闻写作专业的函授学习，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像发了疯似的学习、练字。二哥给我寄来一块电子手表，叫我既要珍惜学习时间又要注意休息。三年后，我函授毕业，开始在部队驻地的报纸发表“豆腐块”文章，但又觉得文字功底依然不够，就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

这期间，二哥由于工作出色，从县上调到了地区，并加入了省书法家协会。他依然保持着学习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自学考试，成为单位上第一个拿到自考专科毕业证书的职工。我自考毕业后，开始在市级、省级，有时也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文章。从当兵算起的十年后，我在全省的一次招工考试中，考取了一份与二哥同在一城的工作，我们这才终止了通信。

二哥和我，是一个藤上互生的两个瓜，互相享受阳光的温暖，经受风霜的洗礼。他既是陪伴我最久的好朋友，也是我识字、书法和写作的启蒙老师，是他吹来的风，把我送到了想去的地方。但从小调皮捣蛋惯了的我，不想把感谢的话说在嘴上，还经常提醒他：你还差我一台照相机呢！他只是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