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简称红三十三军），其前身系王维舟创立的川东游击军。它的成立和发展，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使宣汉成为川东红色革命风暴的中心，抒写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的光辉篇章。

“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

王维舟，本名王天桢，1887年6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东乡县（今宣汉县）清溪场。他早年背井离乡到成都打工，后考入成都工兵学校半工半读，参加了四川保路运动，不久回到东乡成立“东乡保路同志军”。1911年11月30日，王维舟担任东乡武装起义总指挥，攻下东乡县城。1911年12月2日东乡军政府成立，王维舟担任东乡军政府警备队长。1913年4月，王维舟考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绥定府（今达州）任绥定府警备司令。

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称帝。王维舟得知后，立即在绥定组织护国讨袁军，任第一纵队司令。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兴起护法运动，护国军改为靖国军，王维舟任营长，后任团长和奉节县边防司令。后来王维舟看到四川军阀互相混战、各霸一方的混乱局面，决心离开旧军队，另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1920年5月，王维舟来到上海，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时，认识了朝鲜共产党员金笠。在金笠的介绍下，1920年5月，王维舟在上海加入了朝鲜共产党，并参加了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工作，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0年夏，王维舟奉命赴苏俄学习。在1921年十月革命胜利四周年纪念日，王维舟参加了莫斯科红场庆典活动，聆听了列宁的演讲。王维舟对此感受至深，终生难忘。

1922年春，王维舟回到北京，同著名革命教育家吴玉章等人一起组织“赤心社”“俄灾赈济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募捐支援苏俄。他后又来到上海，开展革命宣传和进行为苏俄募捐救济活动，把募捐的物资送到了莫斯科。正当王维舟有计划地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时，收到一封急电：“母亲病危，疾速返川”，王维舟不得不离开了上海。

1923年春，王维舟回到了家乡宣汉县清溪场，任宏文小学校长。王维舟还于同年在清溪场建立了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展革命活动，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1927年，王维舟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听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讲座，理解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任务。这是王维舟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奠定了他为中国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坚实基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先后两次派王维舟深入军阀部队进行争取工作。他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两次死里逃生。1927年，王维舟被批准转入中国共产党。

三次竖起武装斗争的红旗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党派王维舟秘密潜回川东老家。他团结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撤回家乡的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筹备武装起义，准备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以城口、万源、巫溪等县为主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他还在宣汉、达县、城口、万源、梁山、开江一带，发动农民群众反剥削反压迫，并与固军坝进步青年——万源的李家俊、达县的唐伯壮、宣汉的雷玉书等，成立川东游击队（游击队由两路组成），开展农村武装斗争，他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以李家俊出面号召，并利用他父亲地方势力掩护组织农民，以农会代替工农革命政府。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1929年4月27日，万源固军坝、白羊庙、宣汉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和煤、铁矿工人起义队伍，以及王维舟从梁山、开江等县动员前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会、农会会员，汇集固军坝，成立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从此，竖起了川东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

游击军迅速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川东各地，有力地震撼了敌人。随着游击队的势力日趋雄厚，四川军阀刘存厚大受震惊，急令第三路军代司令廖雨辰带了一个师，向游击军活动中心固军坝、白羊庙等地进攻。游击军采取避敌优势，趁敌不备，攻其虚弱的游击战术，击溃敌人多次进攻。游击军乘胜将革命浪潮推广开来，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至1930年春，以固军坝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已扩大到5个区的20多个场镇，共1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刘存厚匪军对万源一带的农会疯狂镇压。革命的暴风骤雨迅速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刘存厚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围剿。9月，王维舟派冉南轩、孙安荣策动刘存厚驻宣汉七里峡的一个连起义投奔游击军参加战斗。游击军先后战斗年余，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0年夏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的失败，并没有使王维舟灰心，他又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回到川东，深入梁山的虎城场、太平场，开江的任市铺、广福场等地重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又发起了第二次武装起义。7月29日，在中共川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各路农民武装队伍共3000多人，汇集忠县黄家场，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三路（又称川东游击纵队）。并组建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红旗又一次在川东大地竖立起来了。

王维舟又发动虎南、达县、南岳的农民起义，组织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扎根于群众之中，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开辟了威震一方的川东游击根据地。

1930年，“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王维舟不得不奉命率川东游击队攻打汉口，遭到重大挫折。失败后，王维舟率余部突围回到川东，总结教训，重组川东游击军。不断吸纳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壮大队伍，游击军由此发展到上万人，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川东重新燃起，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游击队成立后，由于当时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又一次命令这支新组建的农民武装东进湖北。在讨论东征问题的会议上，王维舟虽有不同意见，但都被否决了。

同年8月3日，川东游击纵队向东进发，途经九亭击溃了阻截的数百民团。4日，第三路游击队绕过忠州城，渡过长江。5日，进驻石柱县西乐坪。连日长途行军，部队疲劳，准备在此休整几日再进。不料，10日凌晨，忽遭国民党陈兰亭师张晓平团及6个民团近万人的前堵后追。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我军受到惨重损失。王维舟带部分队员艰难地突出重围，历尽艰辛返回开江、宣汉、梁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

两次失败，仍然动摇不了王维舟的意志。回到老根据地后，他将突围出来的数百人分散在有群众基础的梁平、达县、宣汉和开江交界的地区，继续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1931年5月，王维舟前往成都参加四川省委会议，根据省委决定成立梁（山）万（县）中心县委，加强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重新组建川东游击队，王维舟任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在川东发动第三次起义。

当时，王维舟正被军阀刘湘以10万大洋悬赏捉拿，因此他不得不绕道万县回宣汉。王维舟回到宣汉后，立即决定在芭蕉场、峡口场一带重组川东游击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他首先整顿组织，召开党的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并结合川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和策略。

王维舟等将分布在梁、达、开、宣的游击军整编为3个支队。并以芭、峡为中心，东起梁山虎城，南抵达县南岳、黄部、大树，西至平昌泥龙、笔山，北迄城口，在方圆300余里的游击区发动群众，扩大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就这样，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第三次在这一地区竖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

川东游击军的改编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和斗争，游击军迅速发展到了2000多人，在百里槽、南坝场、芭蕉场、蒲家场等地创造了数块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在这些地区，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赤卫队、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党和王维舟的正确领导下，川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33年秋，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一举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随后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在协同红四方面军作战尤其是解放宣汉的战斗中，川东游击军猛增至万余人，成为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从此，王维舟率领川东游击军将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11月2日，红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和中共宣汉县委、宣汉县苏维埃政府，在宣汉县城西门外操场，隆重召开庆祝宣汉解放和红三十三军成立大会。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宣布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的命令，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下辖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三个师，任命蒋琼林为九十七师师长、冉南轩为九十八师师长、王波为九十九师师长。全军共1万余人，绝大部分为宣汉儿女。（紧转09版）

□达州日报社特约记者 谯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