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的一个夜晚，年仅16岁的他，站在达县“五高小”后面的石梁上，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誓：“为了党，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我龚堪彦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在家乡参加革命活动

龚堪彦，原名龚仁芝，1912年出生。父亲龚老幺，早年与母亲从渠县逃难来到达县蒲家场（今通川区蒲家镇），在横街租了一间房子，靠卖油团、油炸豆腐、凉粉等小生意度日。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老实巴交的父亲还是把儿子送到了蒲家县立第五高小读书。

新文化后，戴治安、张鲤庭等一批进步教师先后来到第五高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把学校办得很有生气，远近闻名。龚堪彦在这所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24年，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来到绥定（今达州），繁重的苛捐杂税较之以前成倍增长，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劳动人民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龚堪彦家也深受其害。由于家里实在没钱供其读书，龚堪彦在达县中学仅读了一年初中就被迫辍学了。

1926年冬，“第五高小”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达县中学的进步学生张爱萍、魏传统、杨辉如、王荣澍、邓廷璧都是其中成员。龚堪彦同他们往来密切，不久他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其中的一个活跃分子。

大革命失败后，一些达县籍的外地党员回到家乡。随后，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批共产党员也转移到达县。他们以蒲家场为据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兴办农民夜校，启发民众觉悟，筹建农民协会，吸引了附近达县、宣汉的大批进步青年。此间，龚堪彦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为兴办夜校奔忙，教农民识字，宣传革命道理。这不仅锻炼了自己，也结识了一批革命青年，同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28年3月，龚堪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由于不断磨炼，龚堪彦的思想日趋成熟。1929年元宵节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蒲家党支部书记江仁安在家中召开会议，县委委员戴治安传达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加紧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定。

这以后，龚堪彦和赵明恩或分工，或合作，时而在绥定城里，时而出没在宣汉、万源的崇山峻岭之中，时而又奔波于去开江的羊肠小道上。他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刘存厚的内部，一旦获得重要情报，就连日连夜传送。

4月27日，川东游击军在万源固军坝正式起义，随后首战白羊庙，大败刘存厚第九团。刘存厚恼羞成怒，一面派重兵围剿，一面在后方达县疯狂“清共”，蒲家场是其重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年冬，达县党组织的大部分党员都转移到了外地。龚堪彦也离开蒲家场，到宣汉、开江一带，在王维舟的领导下工作。

奔赴成都从事工运工作

1931年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王维舟心情沉重地拿出一封信，对龚堪彦说：“你准备到成都去，找汪克明同志，把这封信交给他，由他给你分配工作。”到了成都，他按王维舟告诉的地址和联络暗号，在春熙路找到了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工委书记的汪克明。汪克明看了王维舟的信，与龚堪彦进行了长谈，从川东游击军的两次武装起义谈到当前的工作。龚堪彦担心自己没有搞过城市工作，怕搞不好。汪克明说：“没问题，维舟说你很能干，又年轻，事在人为嘛！”

随后，汪克明找来中共成都市南区区委书记邓廷璧，将龚堪彦安排在南区区委领导下的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兵工厂内的地下支部从事工运工作，公开身份是兵工厂普通工人。

这家兵工厂始建于1877年，坐落在九眼桥锦江边上，与薛涛井、濯锦楼隔河相望。龚堪彦到厂里时，厂里只有党团员10来人。他与这些同志一起，继续坚持斗争，很快在3个车间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龚堪彦是其中一个支部的书记。

当时，中共成都市南区区委设在南门外，与兵工厂相距不远。区委书记邓廷璧是宣汉人，龚堪彦与他算是老战友了。不久，王波亦从宣汉来成都，继邓廷璧之后担任南区区委书记。在老战友的领导下，龚堪彦的工作也很顺手，他在厂里主要从事工人运动。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决议，组织、号召工人成立赤色工会，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反对克扣工人工资，反对军阀混战，通过经济斗争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全川各地召开反日大会，游行示威此起彼伏。龚堪彦也组织所在车间的工人参加了成都各界市民讨日大会，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四川各地纷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2月4日，龚堪彦组织工人积极支持“国民救国会议四川各界民众促进会”的成立。3月7日，他带领工人参加了成都市8万余人的示威大游行，强烈要求川军出川抗战。

当时，兵工厂里没有宿舍，工人们都住在厂外，这对党从事地下斗争很有利，可以减少敌人的监视。龚堪彦与区委书记王波每星期至少有两次接头。锦江边、少城公园、武侯祠、茶馆是他们经常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他们每次接头都要变换几个地点。

组织游击武装 参加宣达战役

1932年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很快解放了通南巴地区。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川东军委和梁达中心县委，迅速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农民组织，迅猛发展游击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四方面军在敌后狠狠打击敌人，主动争取与主力红军早日会师。

1933年2月的一天，龚堪彦与王波又见面了，王波兴奋地说：“我刚收到二叔（王维舟）的信，叫我迅速联络宣汉、达县在成都的同志回川东去，那里急需干部。”龚堪彦主动要求回川东。他一路风风火火地赶到宣汉，在南坝场见到了王维舟。他和王波被分到东区，王波担任中共宣汉东区特别支部书记，龚堪彦担任副书记。东区特支主要负责党在前河以北到南坝场（前河至中河）的工作，王波主要负责军事，龚堪彦主要负责农民运动。

从此以后，龚堪彦日夜活动于宣汉的东部地区，扩大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壮大革命力量，动员青年踊跃参加游击队。通过紧张的工作，游击武装发展很快。到这年夏天，宣汉、达县、梁山（梁平）3县游击武装发展到两千余人。

川东军委书记王维舟在大山坪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游击武装整编为3个支队。宣汉东部地区为第二支队，由王波、龚堪彦负责。会后，3个支队集中于宣汉、达县、万源、城口一带，紧靠红四方面军外沿作战，不断袭击敌人后方兵站和交通要点，前后夹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0月19日上午，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敌人来到渡口，坐上三只木船渡过河去，在幺店子埋锅造饭。王波和龚堪彦看到敌人不前进，立即选派水性好的战士，在修承云的带领下，泅水过河，然后指挥隐蔽着的游击队、自卫队、少先队员呐喊助威，吓得敌人顾不上吃饭，很快钻进了第三支队的包围圈，当了俘虏。

这时，王波、龚堪彦得到报告：敌人一个营从清溪场逃窜到铜鼓石、鸡爪岭，被那里的游击队堵住，但游击队无力将其消灭，要求火速增援。龚堪彦与王波带领第二支队的队伍立即出发。

到了鸡爪岭，敌人居高临下，王波、龚堪彦指挥第二支队从正面进攻，随后赶来的第三支队一部分从右翼向铜鼓石迂回，直插敌人左翼，截断敌人向南坝场的去路，与当地游击队将敌人包围。交火不到半小时，敌人即突围向南坝逃窜。龚堪彦率第二支队一直追到下八庙，缴获步枪30余支和一部分弹药。

10月21日，王维舟率总指挥部和3个支队的主力进驻下八庙，随即命王波、龚堪彦的第二支队进驻下八庙以东周家湾前河西岸。与东岸李家祠堂之敌对峙，同其他支队和武装队伍一起将敌人包围。

25日，许世友奉令率两个团的红军主力赶到下八庙，接受王维舟的统一指挥。总攻从当天19时开始，首先由王波和龚堪彦的第二支队从周家湾渡口向敌佯攻，配合主力作战。渡河后，第二支队停止于杨柳关，防止敌人向开县方向逃窜。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大获全胜。至此宣达战役全面结束。

英年含冤九泉

红军攻克宣汉，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龚堪彦被选为中共宣汉县委书记，领导宣汉人民进行建党建政和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他带领廖才文、胡光彩随同中共川陕省委派来的赵仕发前往南坝、五宝一带视察督促工作。

1933年11月2日，红四方面军和川东游击军在宣汉城西门外召开庆功大会，会上，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龚堪彦被任命为第三十三军第九十八师政治委员，与师长蒋琼林一起奉命到达县蒲家场、宣汉双河一带扩充队伍，准备迎击刘湘20万大军的“六路围攻”。宣汉县委亦随龚堪彦迁往双河。

11月13日，中共川陕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将中共梁达中心县委改为中共绥定道委，辖中共达县、宣汉、红胜、万源、城口、渠县六个县委。接着，川陕省委周光坦、张琴秋和原中共梁达中心县委书记、红三十三军政委杨克明在宣汉双河场召开绥定道委党团活动积极分子大会。龚堪彦作为中共宣汉县委书记、红三十三军第九十八师政治委员被选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然而这次会议执行张国焘“左”倾错误路线，对知识分子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在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以“知识分子不可靠，能上中学读书就是土豪劣绅”的罪名，将龚堪彦逮捕。11月18日，借“调到通江学习”为名，在通江县洪口将其秘密杀害，时年仅21岁。

1987年4月，党在落实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时，为龚堪彦平反昭雪。龚堪彦这位党的优秀干部、忠诚的革命战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达州日报社特约记者 谯继

（本文参考了《闪耀的星群》《川陕革命根据地史》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