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大男人高亢洪亮的喊声，在夜空汇集成了一股雄壮的力量，在千山万壑间一遍一遍地震荡和回响。

喊了十多分钟，楚恩寿、刘工程师、阎院长叔侄都觉得嗓子渐渐嘶哑起来。所幸的是，他们看见山下出现了许多火把，摇晃着朝山上来了。

在那一刻，四个汉子眼里不由自主地涌出了热泪。

楚恩寿回忆说：

“大家把周书记从山上背下来后，直接送到了距离最近的蒋大祥家。大家见周书记还昏迷不醒，也不管什么了，直接就吼：‘蒋大祥，快烧一罐热水来救人！’那时蒋大祥家还没发生猎枪走火事件，他还把周书记叫‘周癫子’。可他一见周书记那个样子了，什么也没说，立即去把火塘捅开，又叫人把周书记抱到火塘边去，烧了一罐水。我把水倒进洗脚盆，把周书记的脚泡在水里，慢慢给他洗。又给周书记灌了半碗姜糖开水，过了一阵，周书记才清醒过来。一看见周书记醒了，蒋大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急忙去整了一块腊肉来——才过了年嘛，家家户户都有腊肉的——那块腊肉有好几斤，丢到罐子里就煮起来。这天晚上我们吃饱了，也没走，就在蒋大祥家的火塘边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蒋大华才来把周书记和刘工程师接走。

“倒是那个刘工程师，第二天走路仍晃晃悠悠的，像是才学走路的小孩一般。周书记十分过意不去，又留他在山上住了一天，直到初八，才由项尔方、李如银把他送到官渡镇，由余书记派了一辆车来，把他接回了万源城。”

这是周永开在花萼山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劫难。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也是上苍对他人生命运的一次有意的安排！

一波三折

最后，公路还是从官渡镇一个叫“母猪洞”的地方往花萼山上修去，周永开把路定名为“官花公路”。

当公路最后测量时，周永开和楚恩寿再去请刘工程师，却被刘工程师的夫人给挡在了门外。原来，刘工程师从花萼山回去后便住进了医院，用刘工程师夫人的话说，刘工程师当小死了一回，再不让刘工程师上花萼山了。

周永开只好另请了一个叫卢斌的工程师来给他们测量和设计，这个人也是万源市交通局的。

公路路线很快就测量完了，施工的图纸也绘好了，周永开办什么事都讲规矩，一丝不苟。经过若干次大大小小的会议讨论，他设立了一个“官（渡）花（萼山）公路工程指挥部”，项家坪村党支部书记项尔方任指挥长，村主任任副指挥长。下面再设若干个施工队，施工队下面再设施工组，每个施工队（组）也分别任命有队（组）长。每个队（组）根据各自的人口总数，确定任务目标，把自己的那一段路修好了，任务也就完成了。为了放炮安全，还专门设了一个“炮工组”……用今天的话说，整个工程可谓是“领导重视、机构健全、任务明确、措施得力”。就凭这副架势，就是大干一场的样子！

周永开没在“工程指挥部”担任任何职务，他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他给村民承诺过的：“修路的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周永开当时敢于对村民这样表态，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还多次跑到地区、县上向相关部门领导做过汇报并做了论证的。地区、县上、镇上领导当时的谋划是采取“三个一点”，即官渡镇政府、万源市政府和达川地区行署各出一点，花萼山群众义务投工投劳，几个方面共同解决花萼山修路的资金难题。周永开这才有如此的底气和信心来启动这项被称为“天字号”工程的。

但周永开忽略了，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是国家刚刚实行分税制、地方财力捉襟见肘的年代，更是“三农”问题突出、干群关系十分紧张的年代，还是一个“计划不如变化快”的年代！当花萼山人一切准备就绪，周永开去向行署领导要钱的时候，领导把眉毛蹙成了一个疙瘩，苦着脸对周永开说：“老书记呀，不是我说话不算话，实在是没办法呀！老书记你再等几年，等财政情况好些后，我一定考虑花萼山的事！”

可周永开能等吗？

在行署没要到钱，周永开又找到万源市领导。市领导的眉头皱得比行署领导的眉头还紧，但他看了看面前的周老革命，心有些软了，想了想才说：“这样，老领导，我给官渡镇打个电话，让他们在今年的‘三提五统’款中，先给花萼山挤点出来，让你们把工动起来，以后我们再慢慢想办法，怎么样？”

周永开还能说什么呢？

周永开回忆说：“那时官渡镇也穷，也没有多少钱，但新任的镇党委书记很好，很体谅花萼山群众的疾苦，果然从当年所收的‘三提五统’款中，挤出了5万块钱给我们。那个时候的5万块，很值钱的呀！”

花萼山公路，终于可以开工了！

项尔方清楚地记得开工的日子——1997年3月28日。1997年对于花萼山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年，花萼山在1996年成为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又升级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这条路如修通，更会让花萼山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好事多磨。项尔方清楚地记得修路的曲折过程：“起初，所有的人都信心百倍，都想一鼓作气把路修通，可是很快就遇到资金难题，不得不修修停停，一直修到1999年，5万元启动资金彻底用完了，不得不停了下来。”

公路虽然没有修通，可对于祖祖辈辈用手爬岩的花萼山人来说，成绩还是巨大的——一些好修的地方，已修成3米左右宽的公路雏形，剩下的是那些不好啃的硬骨头山崖，但那些山崖尖锐和危险的棱角已被炸药和花萼山人手里的大锤、钢钎和十字镐啃掉了。最起码，花萼山人走在上面，再不需要用手爬岩，也不用再担心会掉到下面的万丈深渊里去了！

花萼山人把这一时期修筑的路，统称为“人行路”。

可周永开没有满足，他对花萼山群众承诺的是一定要让车子开到山上，不再让大家买卖东西时肩挑背扛。如果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他自愿去跳玄天观！

犹如火种一般，这一宏伟心愿时时刻刻在他心里燃烧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烧越旺。他在等待机会，准备重新发起冲锋！

机会终于到来了。

时间到了2004年，那时国家经济已经好转，更重要的是，中央出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政策。周永开想起几年前市上（达川地区已改为达州市）领导给他说过的话，此时不去争取，更待何时？

周永开这次带上了项家坪村党支部书记项尔方，怀揣着花萼山修路的详细报告，还有一份过去从“手爬岩”上摔下去的死亡者的名单。这次他下定了决心，市上领导如果不给钱，他就不离开领导的办公室。

(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