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那个春风拂面的上午，我随一群巴文化专家、学者来到龙滩，第一次谒拜今属通川区的中山寺遗址。那些精美石雕和刻在石头上的楹联，字迹方正圆厚，雄浑庄严，那些高大挺拔的参天古树以及从台阶石缝中长出的杂草，隐隐透着一股神秘而威严的皇家气象。我不禁放轻步履，似乎是为了不惊扰那位长眠于此的逝者。传说中葬于“天子坟”的人真的是坊间传闻的明朝建文帝？那座被蔓延的朵朵野花淹没的坟茔下死者身份如此神秘莫测，令人费解，几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甚嚣尘上，“建文帝生死之谜”，遂成中国历史七大悬案之一。

明清野史和地方志等史料记载建文帝之死有“焚死”“替身”和“逃亡”等多种版本，至今几乎很难在正史记载中找到只言片语的确切信息，仿佛历代史学家和研究者都谨慎地保持了集体沉默。

有趣的是，与沉寂冷清的正史相比，野史就显得格外喧嚣热闹，热度持续上升不减，各种轶闻、民间传说和对各地相关遗迹的研究发掘，加上近年来某些历史学者大胆假说的助推，产生的综合佐证，都从不同的指证角度逼近了600年前葬于中山寺的神秘逝者——“靖难之役”中被篡位的皇四叔燕王朱棣追杀的建文帝朱允炆。我个人觉得这绝非空穴来风。

谈及这桩600年前的历史悬案，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重要的当事人，那就是辅佐过三代明朝皇帝的帝师唐瑜。

唐瑜何许人也？他究竟是不是明朝帝师？唐瑜奉旨游宦入蜀，卜居达州宣汉讲学解惑，难道他真的如传说的那样，肩负着一个惊天绝密任务——受明成祖朱棣密派来达，暗中监视追杀一直隐姓埋名、逃亡多年的建文帝？

带着好奇和种种疑问，我开始有意或无意地涉猎有关建文帝和帝师唐瑜的零星史料，并借每次去宣汉的机会，在达州市宣汉唐甄唐瑜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唐益生先生的陪同下，与巴文化专家邓高先生多次对中山寺“天子坟”和唐瑜墓进行田野考察，走访数位唐氏后裔，我想从浩瀚的史海打捞出相关的历史碎片，最终以我肤浅的文字完成这桩历史悬案沉船轮廓的拼图，尽量抵近其真相及原貌。

每一次参观完宣汉南坝的帝师文化公园，我都会顺道再到东邑前河东溪口，沿着小道爬上北坡河口台地谒拜唐瑜夫妻合葬墓址。当我用手触摸錾刻着“唐瑜之墓”阴文楷字的墓碑时，总是让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与这座墓冢高阜相关的幻景：重檐、斗拱和退步响堂雕刻着青龙白虎图案的龛壁，石龟碑座、四柱顶帽、石狮以及刻着“明清两朝三奉祀，世系八代四监司”的高高耸立的桅杆。这些景象并非凭空臆想，它来源于《宣汉县志（1911—1985年）》和道光十八年版《唐氏族谱》的文字记载。站在墓前的每一次联想，都令我对墓主唐瑜心怀敬意与崇敬。

据我查阅到的有限资料显示，最早提出“明朝建文帝隐居达县中山寺”这一假说的始作俑者是四川省地方志学会理事、达州市志办编辑科科长邓高先生。1999年3月，邓高撰写的《中山寺烟云》，首次提出建文帝隐居达县中山寺假说；2003年2月13日，他发表《达州第一位皇帝导师——唐瑜》一文，首次确定“唐瑜是皇帝导师”的主张。邓高在后来所著的《帝师唐瑜“钦差”到达州》一文披露，对大明帝师唐瑜“钦差”来到达州的研究，起源于《宣汉县志（1911—1985年）》一段记载：“唐瑜，字敬鼎，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十一世祖。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进士，赐翰林。十四年奉旨任东宫教谕经筵日讲官，成祖命以官，瑜称老不仕。永乐十二年（1414年）游宦入蜀，宅居东乡兰木沟（今达州宣汉昆池）。死，葬南坝东阳溪北岸。”他认为这段不多的文字，包含和潜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东宫教谕经筵日讲官”一句表明唐瑜就是大明帝师的尊贵身份。

我在谢贵安先生所著《明代经筵和日讲官的选任条件》一文找到佐证。作者称：明代皇帝及其朝廷，对经筵日讲官的选用制定了明确而严格的标准和各种具体条件：要求讲官须出自翰林，科举出身等资历，此外，还要求人品、德行和仪表的修养，才能卓异，学问广博，思想深邃，眼光独到，甚至对相貌、身材、五官、嗓音和教学阅历和经验都有严格要求，其苛刻条件并不比挑选驸马爷逊色。

由此看来，唐瑜的帝师身份无须置疑。唐瑜与建文帝朱允炆的逻辑关联得以巩固，因而从侧面大大地提升了“明朝建文帝隐居达县中山寺”的可信度。至此，对于唐瑜的帝师身份，尚可认同。

史料显示，唐瑜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起，奉旨任明太祖朱元璋经筵日讲官和东宫教谕，辅佐朱元璋17年；还在明成祖朱棣称帝后，被荣升帝师，辅佐朱棣多年。这中间还经历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亡，立其子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可以说，唐瑜与皇室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一生相伴三代皇帝，是明朝皇室轮番上演充满阴谋、谎言和血腥的皇权更迭的见证者。但他始终谨言慎为，保持中立，尽职尽责，尽好臣子本分，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臣。

唐瑜在担任朱元璋的众多儿孙和功臣子弟的教谕时，对霸气又好强的朱棣与善良而懦弱的朱允炆叔侄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甚至在得知朱元璋因怀疑朱棣非亲生骨肉而对其冷漠忽视时，仍苦心教诲，引导朱棣要与大家和睦相处，相互敬重。

在教谕皇子皇孙和功臣子弟的漫长岁月里，唐瑜为悉心培养朱允炆和朱棣侄叔二人成材，倾注无数心血，自然也日久生情，相互间产生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据《明史·本纪第五·成祖一》记载，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反叛，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率燕军长驱南下，直取金陵。建文帝派诸王求和未果，众叛亲离，京城大乱，绝望得想自杀的建文帝被太监和近臣劝阻，依太祖留下的逃亡保命之计，化装成僧侣逃生出宫。燕王朱棣遂龙袍加身，如愿登基。

事实证明，成祖朱棣坐上皇位后，对从小悉心调教自己并一路伴随成长的帝师唐瑜不薄，回报有加。永乐三年（1405年），成祖朱棣召见唐瑜，封为开国儒臣，再命以官。然而年逾五旬的唐瑜却称老不仕，再三婉辞。为何？也许唐瑜太了解篡位登基的朱棣和被皇叔掀下龙椅的朱允炆，对叔侄二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不便作出站队选项，更无意卷入这场充满血腥与阴谋的皇权之争，左右为难，才最终无奈选择“离休”。朱棣见此只好御赐玺书，恩准他离休回乡养老。命其子孙入试为吏者，署籍为儒。

每次站在唐瑜墓址上，我的目光越过高大的墓碑顶端，滑向高远而虚无的天宇，思绪在时空中穿越。我总会无端地猜想，那位为朝廷皇室效力半辈子的唐瑜荣归故里，在浙江兰溪县筑室讲学，过着悠哉悠哉的退休生活时，偶尔听到被朱棣追杀的朱允炆一些零星讯息后，他一定有过恻隐之心和对命运叵测的喟叹。

唐瑜绝对做梦都不会料到，永乐十二年（1414年），成祖朱棣一道圣旨让自己的悠闲恬淡的晚年生活戛然而止。朱棣为什么会如此不近人情地“返聘”老年唐瑜去天远地远的巴蜀之隅讲学？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自古皇命难违，唐瑜纵有万般不爽也只能跪接圣旨。史料记载显示，唐瑜“永乐十二年（1414年）游宦入蜀，宅居东乡兰木沟（今宣汉昆池）。死，葬南坝东阳溪北岸。”客死他乡，将一把老骨头埋在了远离故土的西蜀之隅，留下两堆黄土垒成的夫妻墓葬，无声地述说着不能落叶归根的落寞惆怅。

唐瑜家族，根在浙江，枝发达州。历经600年风雨历程，繁衍生息二十多代。唐氏后裔子嗣兴旺，人脉广厚，人才济济、群英荟萃。涌现出了唐鲲、唐鲤、唐仁、唐锦舟、唐阶泰等诸多历史文化名人,其中佼佼者当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被誉为“五百年无此文”的《潜书》作者、唐瑜的十一世嗣孙唐甄。

再回到“靖难之役”的建文帝朱允炆，据说他趁宫中大火败逃京城后就突然下落不明，仿佛人间蒸发。这诡异的生死悬案就成了篡位得手的成祖朱棣无法治愈的一块心病。朱棣当然要斩草除根，永除后患，不然他怎么会亲自派出可靠的亲信四处追缉？甚至担心建文帝从海上流亡国外，委派郑和七下西洋暗中搜索其下落；还令户部给事中胡濙到浙江、湖北、湖南、云南和四川等省暗中追踪搜捕。

为躲避追杀，落难的建文帝只能隐姓埋名，四处逃亡，先后到过泸州、重庆、邻水、大竹、通江、巴中、南部、阆中等地，最后落脚于大巴山，在达县龙滩中山寺削发为僧。从此再未离开过达县，直至圆寂，葬于中山寺。

传说明代宗景泰年间（1450—1457年），代宗皇帝命礼部僧房司派高僧北京印秀和尚（号碧天，天津宝坁县人）前来治丧。印秀和尚将中山寺扩建为“通州（今达州）第一梵刹”，又按帝陵标准在中山寺侧建墓室。明神宗万历年间曾对中山寺予以整修，并命吏部尚书卫承芳前往监工，著《重建中山寺碑记》传于后世，并在现达城州河上游隶属达川区的小河嘴龙王潭处建造“明惠帝庙”以资纪念。

遗憾的是此庙早已损毁，荒野杂草中的遗址痕迹依稀可见，唯其那两棵古老的黄桷树枝繁叶茂，高大挺拔，根须粗壮似盘虬卧龙，令前去凭吊的今人引发无限遐想。这自然是后话。

朱棣从各路密报线索判断，朱允炆最后的活动地点就在大巴山一带，决定将监视建文帝的“钦差”派给恩师唐瑜。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棣遂赐唐瑜“五经儒籍讲学”并封开学寺，急急赶赴四川；且密令兵部侍郎王清同行入川，一文一武，两员重臣大将，踏上追踪并监视朱允炆秘密任务的艰辛之路。

然而，执行这个秘而不宣的特殊追缉任务注定是充满变数的。

根据《宣汉县插旗山王氏族谱（2017年版）》记载和宣汉县红岭镇王氏宗祠后裔王崇阳口述：入川始祖王清，乃掩护唐瑜入蜀追踪建文帝行踪，并且果然在达县龙滩乡中山寺发现了建文帝朱允炆的行踪。但因唐瑜王清二人得知建文帝已经“手无缚鸡之力”，终日诵读佛经，不问俗事，完全不再可能对朱棣的统治构成任何威胁，所以唐瑜和王清一商量，便决定冒着触犯“欺君之罪”的杀头危险，擅自放了建文帝一条生路。在复王命时谎称只是发现疑似建文帝行踪的蛛丝马迹，仍需驻扎达州进一步调查，以待验明正身。（下转第9版）□曹文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