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州市档案馆，社区记者见到一位身穿长棉衣，戴着脚镣手铐，表情沉着坚毅的革命烈士临刑前留下的珍贵照片。他就是在敌人面前宁死不跪、坚贞不屈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牟永大。

追求进步仗义执言

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牟永大，又名牟蕉联。1905年9月9日出生于达县蒲家场（今通川区蒲家镇），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

1919年，牟永大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定联合县立中学。牟永大受“五四运动”的感召，求知若渴，积极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同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一起参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的斗争，进行罢课，游行示威。为抵制日货，他将自己原用高价买来的日货，当众烧毁。他谈吐幽默，富有鼓动性，经常在师生中宣传新思想，鼓动男子剪辫子，女子放脚。为了表达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不满，他时而直呼革命口号，时而含蓄影射，抨击时弊。一些人对他不理解，呼其为“二疯儿”（他在家排行第二）。他并不为此气恼，反倒觉得这是个“护身符”，便在一些公开场合装疯癫，以此为掩护，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活动。

牟永大性情刚烈，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仗义执言。一次，他同柏颖阶、陈历楷等同学上街买东西，陈历楷吐口痰不小心溅到了当时驻防达县的团长范哈儿（范绍增）的“大少爷”的鞋上，范仗势强迫陈历楷用嘴将口痰舔干并用手帕擦净。牟永大见范欺人太甚，便与其辩论。范有恃无恐，揪住陈历楷便打。牟永大挺身而出，一阵痛击，打得范抱头鼠窜而去。同学们特别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学友，无论谁挨了打或受了委屈，都愿意向牟永大讲。凡是他认为被欺侮的同学有理，便发动组织一些有正义感的人给对方予以回击。

牟永大在胞兄牟永正的影响下，喜欢读书，爱探讨问题。在第五学期时，就成为联中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正因为这样，他被封建卫道士、联中校长胡挽澜（拔贡，渠县人）挂牌开除了。牟永大刚正不屈，与胡论理，砸了牌告，愤然离开了联中。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活动

牟永大回到家中，经时任达县教育局视学的戴治安安排，先后在黄都、蒲家等地小学教书。他利用教书的机会，继续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捣毁神像，宣传婚姻自由，经常在场镇演出文明戏。牟永大在戏中大多是扮演农村老太婆。

不久，牟永大离开达县去成都，劳碌风尘，浪迹成、渝，备受艰辛。1924年，经其兄牟永正的引荐，进入南京法制学校读书。1925年去上海，在去上海的途中，经陈树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上海后，他先后在闸北、吴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不久，随大专院校学生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遭到镇压，请愿学生张同衡被军警当场枪杀，其他凡是参加请愿的人都受到军警的鞫讯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牟永大又到了上海。党组织安排他到一个由日本人创办的纱厂里去从事工运工作。

为了麻痹敌人，隐蔽自己，他住的是50两银子一个月的小洋房，还特地使用了一名听差。这名听差是一个名叫“大华”的青年，是牟永大培养的共青团员。从事工运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来抓牟永大，大华机警地先将他藏在一个破旧的大沙发内，上面用两张报纸盖住。特务来后，大华对他们说：“他刚刚下楼，说是去哪里开会，怎么你们没有碰见他吗？”特务们一听，像发了疯似的，直往楼下追去，牟永大迅速下楼逃离了险境。

1926年，牟永大从上海回到四川，辗转经成都、重庆、合川回到达县，经戴治安安排在蒲家“五高小”任教。此间，他同牟永正、江仁安、赵孟明等进步教师一起，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揭露地主豪绅剥削人民的本质，怒斥封建军阀、官僚欺压人民的罪行。校园中响起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歌声。牟永大和江仁安等还带领学生去庙宇砸菩萨，破迷信，在蒲家场揭开了向封建神权开战的序幕。

尔后，牟永大一直以教书为掩护，在蒲家、魏家（今魏兴）一带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开办夜校，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积极发展共青团组织。他在向学生和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时，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或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或是个别谈话。在个别谈话时，先问其家里有多少人，有多少田地房子，一年生活情况怎么样，为啥没有吃穿，叫其找根源，启发他们认识到这是在反动统治下，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剥削压迫造成的。接着他又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沙皇的反动统治，打倒了地主阶级和资本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当家做主，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工农子女都能上学读书，你看这多么好啊！现在我们中国也正在朝着这条道路走。他号召大家要团结起来，参加组织。年轻的参加共青团，年大的参加农民协会。如彭席儒、方登基、冯尚志、徐银光等，就是在他的培养教育下参加了共青团，有的后来还参加了红军。他把这些青年、农民组织起来后，进行了反苛捐杂税等斗争。

牟永大的这些革命活动激怒了敌人，遭到了坐镇达县的军阀刘存厚的通缉。于是，牟永大化名刘颖达，到柏颖阶家里隐蔽了一段时间。

1930年12月，中共川东特委通知县委的主要负责人王炎离、陈克农两人到万县另有工作。后根据黄芸生、陈长庚、牟永大等人的意见，川东特委又决定留下陈克农代理县委书记。随后，牟永大到了成都，通过在范绍增部供职的同学夏执忠的关系，食宿在军营。不久，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投入革命活动。

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1933年底，红军撤离达县，范绍增部进驻达县城。牟永大遵照中共川陕省委的指示，随夏执忠返回达县。当时任达县县长的李绍乾也是蒲家场人，牟永大通过他的关系，到县政府任助理员。牟永大任职后，想法把柏颖阶调到县农民贷款处文书股作主任。在党组织的部署下，1934年，牟永大与柏颖阶一起，秘密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绿衣社，其名意在避免赤色字眼，麻痹敌人，故意与蒋介石的“蓝衣社”相混淆，以免引起特务们的注意。

绿衣社的主要任务是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侦察敌人情报，筹集武器弹药。绿衣社下设两个组，牟永大和柏颖阶各负责一个组。要求每个组各发展3人，以下每人再发展8人，然后设立联络人员。牟永大一再叮嘱大家要严守秘密，组与组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不准发生横向联系。每个成员必须想法弄一支手枪。牟永大那个组的人，枪很快就配齐了，而柏颖阶那个组才联络到一个人，弄到一支枪。于是牟永大便派柏颖阶回乡联络发展成员，想法搞枪。

就在这时，1934年5月30日，杨森部队副师长罗君彤（时驻防达县城）以“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罪名，将牟永大逮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日夜审讯，用尽酷刑，如“坐老虎凳”“吊鸭儿凫水”“烧八筒花”等，更惨无人道的是“背火背儿”（将装有炉火的铁皮桶捆在牟永大的背上，一边扇火，一边审问），尽管牟永大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向敌人吐露党的任何秘密，敌人得到的只是义正词严的痛斥。

牟永大被捕后，党组织曾多方设法营救，但都没有成功。

敌人将牟永大关押审讯了半年多，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决定将其处决。1935年农历正月二十六（公历3月1日），罗君彤亲自提审和判决牟永大。在刑场上，罗叫牟永大跪下，牟永大立而不跪，并向敌人大声吼道：“你们的末日也快到了！”随即被罗君彤枪杀于达县城南门河坝，时年仅30岁。

临刑前，牟永大的亲属用30块银元买通狱卒，请人为他照了像。这张戴着脚镣手铐、一副铮铮铁骨、从容赴难的共产党人英雄形象的照片，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多次在达县、大巴山各地展出，激励着无数的后来者。□达州日报社社区记者　谯继

（本文参考了《党史博览》《达州红色故事》等文献。照片由市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