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杂文得罪外部的人还好对付，得罪内部的人那就难对付多了。

有一次，检察出版社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合办的《检察风云》杂志编辑部约我为该刊的“风云杂谈”专栏写一篇批评讥讽社会上赌博风愈刮愈猛的杂文，我就写了一篇《给赌博分子戴个帽子》的杂文，建议给赌博成性的那些人，像过去给坏分子、反革命分子戴帽子那样，给他们戴一顶“赌博分子”的帽子。稿件传给《检察风云》后，很快发表。一位同仁见了那篇文章，认为有点意思，要求在我们的报纸也发表一下。发就发吧，文章多一家刊物发表，不但能扩大社会影响，还能多得一点稿费，何乐而不为？就把那个豆腐干在《达州日报》上发表了，我还根据当时本地个别干部搓麻将成瘾，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利用那些干部喜欢搓麻将的特点，利用牌桌搞感情投资，进行利益输送，追加了一篇《官赌不禁，民赌能禁？》的杂文，建议要禁“民赌”，首先得禁“官赌”。

我只想到了文章发表的利，没有想到文章发表的弊，我只把眼睛看到远处，没有把眼睛看到近处。社会上的赌博风愈刮愈猛，单位里也不是世外桃源，不但同样有个别人喜欢搓麻将，还有个别人利用有些人的不良嗜好设赌抽头。我的文章本来不是针对单位里那个人的，他们不是官，连芝麻绿豆级的官都不是，有些算不算“干部”都值得研究，而且他们所谓的赌博，就是几个人耍得无聊，在牌桌上消磨时光，即使有点刺激，也是黄鼠狼讨婆娘——小打小闹，说老实话，他们那种家庭式娱乐，根本没入我的“法眼”，也入不了我的“法眼”，可个别人却孔雀开屏——自作多情，偏要对号入座，认为我的那些文章就是专门针对他们写的，要搅他们的“生意”，断他们的“财路”。他们不占理，对我莫奈何，表面上还和我嘻嘻哈哈，大套近乎，背地里则鼓动别的人找我的茬，甚至造谣生事。 （十四）□刘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