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信

她的话让我想起一句俗语：扫帚把上戴帽子——不是人。我也因此痛恨这些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这恨与大哥遭难不同，那时也说不清楚差别在何处。

我在这里，无所事事，就到街上溜达。街道上顾客很少，一派萧瑟景象，倒是到处是兵儿在晃荡。后来，我知道这里的驻军比绥定府达县要多得多，可谓兵山一座。

在庙坝呆的时间久了，可能，他们觉得我有点儿碍眼，或是别的原因，就给我找了一个职业——去庙坝捐税稽征处当职员。于是我搬出了王府，住到了捐税稽征处。当然，吴让孝依然住在王亚伯的大院，那里可以养尊处优。我呢，看上去是有了职业，其实也是耍，无事可做。时间一久，就跟当地人熟悉了。尤其是跟一个叫朱敷哲的排长混熟了，他跟我大哥差不多的年龄，中等个儿，一脸和气，说话声音不大。我们就以哥、弟相称，他说老家在广西，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才结了婚，就被抓来当兵，已经两年了，也不准回家。

“我们这些连、排长是中下等生活，不可能与营以上的军官相比。只能过着叫花子拨算盘——穷有穷打算的日子。每周要吃肉，都是下乡去抢，猪圈里没有大猪，七八十斤也就拉来宰了，猪没了，就宰老牛。羊子、鸡、鸭、大米、蔬菜等等实行强买才能够买到，态度好的，给点钱，态度不好，不但不给钱，还要用枪托子砸，打子弹吓唬，来教训他们。”

有一天，我见到士兵用步枪朝一个叫何彦升的人的脚下开枪，何彦声双脚直跳，吓得面如土色。我对朱排长说：“你们这不是篾条绑竹子——穷苦人整穷苦人吗？”

他一脸苦笑：“我们也不想啊，这也是鼻梁上推小车，走投（头）无路呀。你知道叫花子做皇帝吗？快活一天算一天。”

那时，每家每户都要把房子空出来，让士兵铺床。子弹，手榴弹，一箱一箱的，楼上楼下堆成山。

士兵们吃了饭，像吹鼓手赶集，无事找事（市），就由班长带队去用手榴弹炸鱼或是到前山后山去打猎。一天，朱排长叫我和杨义方、杨义品一人背一花篮子弹、手榴弹去炸鱼，去打鸟兽。我们沿着上河往鸡鸣寺去。

轰隆！轰隆！炸弹在河里炸开了。大小鱼儿都遭殃。炸到的鱼，拿到岸上的火堆上烤。

吃饱了便光着身子，到河里洗澡。之后，又到山里打猎，山里尽是茂密的丛林，怕伤到自家兄弟，枪只能斜着往天上打。在一个叫穿云峒的山洞里，我们发现了三十多条枪和几箱子弹。我们把它们取出来，交到乡公所，乡公所不敢收，交到国军，他们说自己的枪都甩不脱，也不要。我们三人各选了一条汉阳夹板枪，用它去打猎耍。这几个月里，我便学会了打枪射击。

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我手中有枪，他手中也有枪，时常担惊受怕，怕枪走火，或怕遇上仇人，更怕遇到一些把人命当儿戏的狠角色。常听说这里有人被杀，那里有人被砍。我就亲眼看见一个姓曹的保长被杀死在端公滩上。

为求自保，我便约了杨义方、杨义品带着枪、炸弹住进了山里，学猎户打猎，靠山吃山。过了一段日子，我们三人回庙坝了解情况，到街上一打听，有人见了解放军《约法八章》的布告。此时，向思敏、朱济猛已接刘文辉电令放下武器，国军已撤退到达县等待接管。我的心忐忑不安，不知是祸是福，心里无法判断。只知道这时的县府垮了，县长逃了，军长、师长跑了。

随后，解放军有一个连来城口县，一个叫张振武的军人接管了这里。从此，这地方安宁了下来。

一九五零年春末夏初，我荣幸地参加了城口县知识青年干部培训班，从一个旧职员被改造成为一个新人。没过多久，我就回到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的老家，和父母兄弟团聚了。

我在庙坝目睹了两个社会交替的真实一幕，旧时代像挨刀的瘟鸡，扑腾不了几下的时候，军官、士兵就是瘟鸡身上的跳蚤，到处为非作歹。黎明即将到来的前夜，那梦魇一般的日子着实让人心惊肉跳。黎明来了，田野一片宁静，一缕和煦的阳光照在大地上，又是那样的令人欢欣鼓舞。（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