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版《大竹县志·卷六·武备志》载：“明宋流贼四起。献贼入蜀，穷凶极恶，喋血万里。贼帅过天星（于）崇桢七年破竹。甲申三月二十九日，姚天荡（动）复陷竹城，人民存者十不得一。嗣（后）大清定蜀，概除元恶，四靖余氛，竹中一二遗民箪食壶浆，稽首崩角，遂定疆域，设官吏，招流亡，恤残黎……康熙十三年，三藩造逆，（竹城）遂至失守”。这时，县内周家场人彭时亨聚众响应吴三桂叛清，占据大竹县城。十九年二月，清军进击彭时亨，彭率众逃往广安，降清。七月又叛清，攻入渠县，杀县令王质，占据断头山，约谭宏、罗宠、陈大相等劫掠渠县、营山、达县、东乡等地，震动川北。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军入达州平叛，罗宠、陈大相降清，谭宏逃往万县。次年，大竹县人明末总镇王士品向阆州高总兵请兵千余，至渠县进击彭时亨。彭败，退守大竹县城，高总兵尾追不舍，绕道攻城。彭率众退至县内月城山，遭伏击，退入深谷，被围困三日，彭率众投降。

《邻水县志》载：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邻水亦“十里无人，百里无烟”。战乱之中，邑人陈三台、甘明允分别聚众于兴仁乡、石水乡和牟家乡沙坪寨等地避乱。幺滩乡邓、华两姓躲藏于御临河小三峡绝崖洞中，始得保全。一些姓氏不甘兵祸之苦，乃远迁贵州暂住。据清康熙初年统计全县原籍居民仅存百余户。

《万源市军事志》（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重庆兵事”载：明崇祯十三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屯驻太平大竹河，继移营蒿山坝玛瑙山扎营。时值严寒，山有积雪，又移驻于平溪。二月初七，遭明军左良玉部攻击，又退回玛瑙山大营。左良玉诱张献忠夜袭太平城，张失利，落荒败走。左良玉斜行穷追不舍。幸亏张献忠部将王志贤张弓放箭，射中左良玉所骑白马，献忠保全性命，连夜奔向大竹河老营。

二、瘟疫肆虐

几十年大规模的拉锯战，尸横遍地，尸体长期得不到掩埋，导致瘟疫随生。据清人彭遵泗所着《蜀碧·卷四》记载：四川“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瘟，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自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綦江县因遭大头瘟，“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葬”。内江地区“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民国版《雅安县志》载：康熙十五年吴三桂部何德驻雅安：“征调烦苛，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严重”。

三、虎群伤人

尸横遍地，野狗突然多了起来，数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让人惊异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增长百十倍。四川各地出现了大批老虎，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镇，甚至在屋脊上闲庭信步。欧阳直说：张献忠败亡后，四川老虎突然多了，或者七八只，或者一二十只，进屋爬楼，有时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闻，让人难以置信。他从内江逃出的那个夜晚，四次见到老虎，坐船在叙南行进时，看见沙洲上大虎成群。过泸州，岸上虎数十鱼贯前行。

顺治七年,四川巡抚张睿向皇帝报告，他花了不少精力，在南充县招回流亡男女五百零六人，其后居然被老虎吃掉了二百二十八人。康熙初年，南充县城内无人，“林木成拱，野草蔽地，群虎自山中出……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有个叫张懋尝的官员带了七个仆从到荣昌城上任，城中却无人影，天还没黑，推开衙门，群虎窜出，有五个仆从被老虎咬死，拖去吃了。”川东綦江一带，“群虎白日出游，下城楼窥破残人家”。

几十年大规模的拉据战，张献忠大西军屠刀的血迹未干，南明军、清军又拼命剿杀；“摇黄”武装无端荼毒生灵，吴三桂又入川煽乱，兵去“贼”来，“贼”来兵去，甲杀一批人，乙杀一批人，丙丁又来杀人，部分人只得外逃。兼之饥荒频仍，瘟疫肆虐，虎豹伤人，几重灾难，如同一层比一层细密的死亡之网涂炭生灵，能够活着从这些网眼中逃出去的人实在是苍天放生。四川丁壮死于战乱，老弱困于疮痍，妇孺落入虎口，“城乡空虚，津梁不戒”。清顺治三年，入川清军鉴于保宁城池坚固，地势险要,只得以保宁作为立足阵地，也便于接受朝廷从陕西运来的补给。这时，成都不仅是一片废墟，且四境不宁，四川巡抚衙门也只能设在保宁。并在保宁设贡院开科取士，著名思想家、达州人唐甄就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在保宁中的举人。

康熙初年，清廷任命张德地为四川巡抚，他从陕西入川到广元赴成都上任，沿途见到的是遍地野草，荆棘丛生，偶尔见到一两个人都是破衣菜色，有的甚至跛脚残手，几十里不见有人生火煮饭；所经一些州治县城，没见完好的城廓和街房，城

内居民多者只有几十户；到达一些村落，仅存破房或茅舍数间，也只见到赤贫数人。他由顺庆到重庆转泸州，“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成空山远麓，而成都举城尽为瓦砾，一片破落境像”。

四川有土无民，无人需要官来管理。“三藩”乱后，四川人口更少，于是裁并了部分属县。如达州新宁县，明崇祯十二年（1639）全县在册实籍1018户，10962人（男7408人，女3554人），至康熙七年，仅存18姓，并入梁山县，至雍正七年（1729）复设新宁县。重庆府的壁山、铜梁、定远等也都裁并，至雍正五年陆续复设。安岳县起先并入遂宁，继并入蓬溪，再并入乐至。康熙十九年，安岳、乐至两县设知县一员。因人口稀少，政事简略，知县往返于两县，没有固定署衙，只得以道林寺为衙舍，除主持春秋两项祭祀之外，无事则在遂宁城借房居住，直至康熙三十年，才营建衙署。次年城内才有店铺酒肆。湖广总督蔡毓荣也向大清皇帝报告：“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在中国正统文化中，“人命”是世间最贵重的事物。“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人命关天”“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经典。封建专制法律虽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秦末农民战争中，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占领秦都咸阳，废除秦统治者的严刑苛法，召集关中诸县“父老”“豪杰”，宣布“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即史书上的“约法三章”。两千年来，封建帝国地方和中央每年所判的死刑，形式上都要呈报皇帝审核批准后执行。

“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一遇乱世，“人命”不仅比“狗命”还贱，杀人甚于踏死蚂蚁。

明末清初，四川人遭遇的旷世浩劫，足以使人惊心骇目。这部血腥史令人难以卒读。前面已经说过，造成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是明朝后期的那一群最高统治者——皇帝。凭良心说，个别皇帝当个普通公民都有点不太够格。而其致亡之本是自取灭亡，所以四川人罹难，主要归罪于封建帝王。

四川民间有句俗话，叫“无钉难挂帽”。可是，有钉也不能乱挂帽。前面已经说过，《四川通志·卷百九十·纪事六十二》有“李自成寇蜀”“张献忠之乱”条目，其史实是根据《后鉴录》和《绥寇纪略》所载；曾几何时，民间就流传“张献忠屠蜀”“八大王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等说法。近几十年来有资料说张献忠率其部属五次进川，也有资料说“三次入蜀”，还有人说两次乱蜀。这是因为明末农民起义队伍支系庞杂，互不统属，都是流动作战，有些人甚至把“摇黄十三家”的活动也记在张献忠名下。加上《明史·流贼传》说张献忠“嗜杀”，入川之前在武昌杀人之多，竟使长江江面上“逾月人脂厚累寸”，加上入川后“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记载，斥责张献忠的人说他是杀人魔王；恭维张献忠的人又说那史书是官方修撰的，“不可信”，是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污蔑。还说张献忠即是杀了人也是革命行动。争来争去，硬是“扯不断的地果根”。

其实，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率部入川是“运动战”，并没在某州某县停留。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大西”政权之后，实际控制的地盘也只有成都附近的一二十府、州、县，且为时较短，大西军哪有时间和本领把四川人剿杀得完！

对于蜀乱，清初学者刘景伯在他所著的《蜀龟鉴》之中，对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事实做了个较为客观和粗略的总结:

“痛乎！明季屠川之惨毒也……川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闯、献之余孽方息，又重之以吴逆之祸起。崇祯元年（1628）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而后定。呜呼！原野餍餐肉，川谷流血，茫茫惨黩，靡有孑遗，诚生民以来未有之祸也。”刘尧章曰：“祸乱之作，人事感于下，天道应于上。明季阉官当权，君子至野，小人在位，一时豪绅大户怙侈灭义，强凌弱，众暴寡，贫者不能自立，罔恤饥寒，贱者无以自容，以故摇天动、黄龙等以闾巷小人揭竿而起，其祸滋蔓，揆厥所由，饥寒驰之者半。虽曰天降丧乱，其借寇兵赉盗者，豪绅大户也。”

我为什么说刘先生的结论“较为客观”，因为他没有把四川人口锐减的账全记在张献忠名下，但又回避了清军杀人的史实。

英国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睿智”。中国有人说读史能明政治之得失、察物类之丰歉、审民生之苦乐、观文化之演进，故称历史是面镜子。业内人士又说镜子种类很多，除通用的平面镜之外，有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甚至有有色镜、哈哈镜和照妖镜，即使是真实的历史，在不同人的眼里也有不同的画面，这不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而是阶级意识决定，直白的说是“利益使然”。这里摆个小小的龙门阵见证世俗的感情纠葛。

张献忠生前，有一次领兵路过四川梓潼县文昌庙，听人说庙内文昌帝君也姓张，遂认文昌帝君为祖，下令不准杀害文昌庙附近百姓。张献忠死后不久，这些没有被杀的百姓感谢他不杀之恩，自发地在文昌庙内给张献忠塑了一尊像，当作神灵崇拜敬奉。岁时年节人们都得备办丰盛的祭品来跪拜，祈福禳灾。平时进香的人也不少。由于声势过大，清乾隆七年（1742）引起地方官府的关注，认为老百姓们这项举措有些不合礼教，官府派人把张献忠神像推倒，拖出庙来扔于路边，任人践踏。可是，这位地方主官转赴外省任职之后，当地老百姓又在庙内重塑张献忠神像，跪拜如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