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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剿四川是是非非 湖广人填四川前前后后

版次:06    作者:2019年06月03日

清道光版《大竹县志·卷六·武备志》载:“明宋流贼四起。献贼入蜀,穷凶极恶,喋血万里。贼帅过天星(于)崇桢七年破竹。甲申三月二十九日,姚天荡(动)复陷竹城,人民存者十不得一。嗣(后)大清定蜀,概除元恶,四靖余氛,竹中一二遗民箪食壶浆,稽首崩角,遂定疆域,设官吏,招流亡,恤残黎……康熙十三年,三藩造逆,(竹城)遂至失守”。这时,县内周家场人彭时亨聚众响应吴三桂叛清,占据大竹县城。十九年二月,清军进击彭时亨,彭率众逃往广安,降清。七月又叛清,攻入渠县,杀县令王质,占据断头山,约谭宏、罗宠、陈大相等劫掠渠县、营山、达县、东乡等地,震动川北。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军入达州平叛,罗宠、陈大相降清,谭宏逃往万县。次年,大竹县人明末总镇王士品向阆州高总兵请兵千余,至渠县进击彭时亨。彭败,退守大竹县城,高总兵尾追不舍,绕道攻城。彭率众退至县内月城山,遭伏击,退入深谷,被围困三日,彭率众投降。

《邻水县志》载: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邻水亦“十里无人,百里无烟”。战乱之中,邑人陈三台、甘明允分别聚众于兴仁乡、石水乡和牟家乡沙坪寨等地避乱。幺滩乡邓、华两姓躲藏于御临河小三峡绝崖洞中,始得保全。一些姓氏不甘兵祸之苦,乃远迁贵州暂住。据清康熙初年统计全县原籍居民仅存百余户。

《万源市军事志》(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重庆兵事”载:明崇祯十三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屯驻太平大竹河,继移营蒿山坝玛瑙山扎营。时值严寒,山有积雪,又移驻于平溪。二月初七,遭明军左良玉部攻击,又退回玛瑙山大营。左良玉诱张献忠夜袭太平城,张失利,落荒败走。左良玉斜行穷追不舍。幸亏张献忠部将王志贤张弓放箭,射中左良玉所骑白马,献忠保全性命,连夜奔向大竹河老营。

二、瘟疫肆虐

几十年大规模的拉锯战,尸横遍地,尸体长期得不到掩埋,导致瘟疫随生。据清人彭遵泗所着《蜀碧·卷四》记载:四川“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瘟,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自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綦江县因遭大头瘟,“死者朽卧床榻,无人掩葬”。内江地区“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民国版《雅安县志》载:康熙十五年吴三桂部何德驻雅安:“征调烦苛,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严重”。

三、虎群伤人

尸横遍地,野狗突然多了起来,数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让人惊异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增长百十倍。四川各地出现了大批老虎,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镇,甚至在屋脊上闲庭信步。欧阳直说:张献忠败亡后,四川老虎突然多了,或者七八只,或者一二十只,进屋爬楼,有时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闻,让人难以置信。他从内江逃出的那个夜晚,四次见到老虎,坐船在叙南行进时,看见沙洲上大虎成群。过泸州,岸上虎数十鱼贯前行。

顺治七年,四川巡抚张睿向皇帝报告,他花了不少精力,在南充县招回流亡男女五百零六人,其后居然被老虎吃掉了二百二十八人。康熙初年,南充县城内无人,“林木成拱,野草蔽地,群虎自山中出……县治、学宫俱为虎窟。”有个叫张懋尝的官员带了七个仆从到荣昌城上任,城中却无人影,天还没黑,推开衙门,群虎窜出,有五个仆从被老虎咬死,拖去吃了。”川东綦江一带,“群虎白日出游,下城楼窥破残人家”。

几十年大规模的拉据战,张献忠大西军屠刀的血迹未干,南明军、清军又拼命剿杀;“摇黄”武装无端荼毒生灵,吴三桂又入川煽乱,兵去“贼”来,“贼”来兵去,甲杀一批人,乙杀一批人,丙丁又来杀人,部分人只得外逃。兼之饥荒频仍,瘟疫肆虐,虎豹伤人,几重灾难,如同一层比一层细密的死亡之网涂炭生灵,能够活着从这些网眼中逃出去的人实在是苍天放生。四川丁壮死于战乱,老弱困于疮痍,妇孺落入虎口,“城乡空虚,津梁不戒”。清顺治三年,入川清军鉴于保宁城池坚固,地势险要,只得以保宁作为立足阵地,也便于接受朝廷从陕西运来的补给。这时,成都不仅是一片废墟,且四境不宁,四川巡抚衙门也只能设在保宁。并在保宁设贡院开科取士,著名思想家、达州人唐甄就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在保宁中的举人。

康熙初年,清廷任命张德地为四川巡抚,他从陕西入川到广元赴成都上任,沿途见到的是遍地野草,荆棘丛生,偶尔见到一两个人都是破衣菜色,有的甚至跛脚残手,几十里不见有人生火煮饭;所经一些州治县城,没见完好的城廓和街房,城

内居民多者只有几十户;到达一些村落,仅存破房或茅舍数间,也只见到赤贫数人。他由顺庆到重庆转泸州,“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成空山远麓,而成都举城尽为瓦砾,一片破落境像”。

四川有土无民,无人需要官来管理。“三藩”乱后,四川人口更少,于是裁并了部分属县。如达州新宁县,明崇祯十二年(1639)全县在册实籍1018户,10962人(男7408人,女3554人),至康熙七年,仅存18姓,并入梁山县,至雍正七年(1729)复设新宁县。重庆府的壁山、铜梁、定远等也都裁并,至雍正五年陆续复设。安岳县起先并入遂宁,继并入蓬溪,再并入乐至。康熙十九年,安岳、乐至两县设知县一员。因人口稀少,政事简略,知县往返于两县,没有固定署衙,只得以道林寺为衙舍,除主持春秋两项祭祀之外,无事则在遂宁城借房居住,直至康熙三十年,才营建衙署。次年城内才有店铺酒肆。湖广总督蔡毓荣也向大清皇帝报告:“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在中国正统文化中,“人命”是世间最贵重的事物。“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人命关天”“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经典。封建专制法律虽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秦末农民战争中,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占领秦都咸阳,废除秦统治者的严刑苛法,召集关中诸县“父老”“豪杰”,宣布“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即史书上的“约法三章”。两千年来,封建帝国地方和中央每年所判的死刑,形式上都要呈报皇帝审核批准后执行。

“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一遇乱世,“人命”不仅比“狗命”还贱,杀人甚于踏死蚂蚁。

明末清初,四川人遭遇的旷世浩劫,足以使人惊心骇目。这部血腥史令人难以卒读。前面已经说过,造成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是明朝后期的那一群最高统治者——皇帝。凭良心说,个别皇帝当个普通公民都有点不太够格。而其致亡之本是自取灭亡,所以四川人罹难,主要归罪于封建帝王。

四川民间有句俗话,叫“无钉难挂帽”。可是,有钉也不能乱挂帽。前面已经说过,《四川通志·卷百九十·纪事六十二》有“李自成寇蜀”“张献忠之乱”条目,其史实是根据《后鉴录》和《绥寇纪略》所载;曾几何时,民间就流传“张献忠屠蜀”“八大王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等说法。近几十年来有资料说张献忠率其部属五次进川,也有资料说“三次入蜀”,还有人说两次乱蜀。这是因为明末农民起义队伍支系庞杂,互不统属,都是流动作战,有些人甚至把“摇黄十三家”的活动也记在张献忠名下。加上《明史·流贼传》说张献忠“嗜杀”,入川之前在武昌杀人之多,竟使长江江面上“逾月人脂厚累寸”,加上入川后“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记载,斥责张献忠的人说他是杀人魔王;恭维张献忠的人又说那史书是官方修撰的,“不可信”,是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污蔑。还说张献忠即是杀了人也是革命行动。争来争去,硬是“扯不断的地果根”。

其实,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率部入川是“运动战”,并没在某州某县停留。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大西”政权之后,实际控制的地盘也只有成都附近的一二十府、州、县,且为时较短,大西军哪有时间和本领把四川人剿杀得完!

对于蜀乱,清初学者刘景伯在他所著的《蜀龟鉴》之中,对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事实做了个较为客观和粗略的总结:

“痛乎!明季屠川之惨毒也……川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闯、献之余孽方息,又重之以吴逆之祸起。崇祯元年(1628)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而后定。呜呼!原野餍餐肉,川谷流血,茫茫惨黩,靡有孑遗,诚生民以来未有之祸也。”刘尧章曰:“祸乱之作,人事感于下,天道应于上。明季阉官当权,君子至野,小人在位,一时豪绅大户怙侈灭义,强凌弱,众暴寡,贫者不能自立,罔恤饥寒,贱者无以自容,以故摇天动、黄龙等以闾巷小人揭竿而起,其祸滋蔓,揆厥所由,饥寒驰之者半。虽曰天降丧乱,其借寇兵赉盗者,豪绅大户也。”

我为什么说刘先生的结论“较为客观”,因为他没有把四川人口锐减的账全记在张献忠名下,但又回避了清军杀人的史实。

英国哲人培根说:“读史使人睿智”。中国有人说读史能明政治之得失、察物类之丰歉、审民生之苦乐、观文化之演进,故称历史是面镜子。业内人士又说镜子种类很多,除通用的平面镜之外,有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甚至有有色镜、哈哈镜和照妖镜,即使是真实的历史,在不同人的眼里也有不同的画面,这不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而是阶级意识决定,直白的说是“利益使然”。这里摆个小小的龙门阵见证世俗的感情纠葛。

张献忠生前,有一次领兵路过四川梓潼县文昌庙,听人说庙内文昌帝君也姓张,遂认文昌帝君为祖,下令不准杀害文昌庙附近百姓。张献忠死后不久,这些没有被杀的百姓感谢他不杀之恩,自发地在文昌庙内给张献忠塑了一尊像,当作神灵崇拜敬奉。岁时年节人们都得备办丰盛的祭品来跪拜,祈福禳灾。平时进香的人也不少。由于声势过大,清乾隆七年(1742)引起地方官府的关注,认为老百姓们这项举措有些不合礼教,官府派人把张献忠神像推倒,拖出庙来扔于路边,任人践踏。可是,这位地方主官转赴外省任职之后,当地老百姓又在庙内重塑张献忠神像,跪拜如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