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通
华健是我儿时的伙伴。我们同院居住，一起长大。后来他死了。他只活了十七岁。
华健读书时成绩很差，常被老师留下很晚才回家，他爸说他是“守黑板的命”。“我只要一摸书本，脑壳就发胀。”华健曾这样对我说，一点也不惭愧，还直笑。
除了读书不行，可其它方面却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他能够背出废品回收店里所有的废品收购价格，能够区别生铁熟铁马口铁跃进铁和红铜黄铜白铜，还知道中药店收购晒干的桔子壳与烘干的桔子壳的不同价格，知道铁匠铺收购的某种废铁和面条加工店收购的废书报纸要比废品店高出多少钱。因此，他一有空就背一个背篼出门捡废品，回家时荷包里就有一些散钱。有了钱就经常在我面前显得财大气粗，三四毛钱一个的西瓜也买得起。
终于，我觉得自己没零用钱很没面子，就要求他带我去捡废品挣钱，他考虑了一下答应了。那一天的目的地是州河对面的达师校。那时我十二岁，比他小一岁。我们沿途捡拾一些破铜烂铁牙膏皮之类的玩艺儿。当我在河边捡到一个装墨汁的玻璃瓶时，拿水里去洗，却怎么也无法洗掉里面的墨汁残留物。这样脏兮兮的废品回收店肯定不会要的。我又实在舍不得放弃，这么大的玻璃瓶可以卖三分钱。华健在一边看我很着急，于是说，我有办法，但是，你要分给我一分钱。我望了一会他有些狡黠的眼睛，最后还是答应了。然后他不紧不慢的说，不洗也能卖掉。
我们终于到了达师校，那时已停课闹革命。他把我带到一间空屋里，很神秘的问我喜不喜欢看图书。因为我和他经常去图书摊上看小人书，小孩一般不喜欢看全是字的书籍。见我很茫然的点点头。于是，他叫我透过木板壁上的缝隙往隔壁看。
隔壁也是一间空屋，门是上了锁的。地上杂乱的堆了一大堆旧书。他从背篼里拿出一段铁丝弯成钩，从木板壁的缝隙里很快钩出一本书来。我一看封面和街上的大批判专栏上的那些“黑书”差不多，吓得我赶紧把书塞了回去。第二次还好，钩出一本叫《破晓记》的长篇小说。他问我这本书可不可以，我点点头。他又问，你敢保证看得完吗？我把书侧起来瞄一眼，有一寸厚。心里也没底，但是壮着胆子又点了下头。他于是拿过书，藏在衣服下面，带着我大摇大摆的出了大门。
那便是我接触的第一本小说。后来，我们再去的时候，正好碰到几个人在屋子外面的空地上燃起一堆大火，烧的正是那堆书籍。
华健的成绩单上除了体育和劳动课，其它的都不及格。但他照样上中学，那时升学不看成绩分数。有天放学回来，他故意在我面前扭了几下屁股，一阵“哗哗”的金属碰撞声从衣服下面传出。我揭起他的上衣，见他裤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他很得意的用手托起抛几下，自豪的问我，像大人吗？我摇了摇头。他又说，大人都在腰上挂一串钥匙，这样我也是大人了。我说，你家就一把锁门的锁，哪来这么多钥匙？他说全是捡来的废钥匙。
华健是当知青时死的。那年他十七岁。他是独儿又是老大，下面有四个妹妹。他完全可以办“身边留一”不当知青。但他初中毕业时，在学校开完“知识青年下山下乡动员会”后，悄悄从家里偷去户口本报了名，父母知道时已经晚了，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拖子女下乡的后腿。
华健下乡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去送他，场面极为壮观。共有二十几架客车停在广场上，每辆车前面有朵大红花，车身贴有红色的大幅标语，高音喇叭播放着充满激情的革命歌曲。送行的亲属把每辆车围得死死的。华健的父母伤感的立在车窗下，对他千叮万嘱。可他却高兴得很，并没有一点难过的表情，巴不得汽车快点出发。他的母亲一遍一遍重复着她认为很重要的嘱咐，可他却对着车下的我挤眉弄眼。突然，他显出一脸庄重，从车上将那串废钥匙哗哗的递给我，说我们都是大人了，要留个纪念。
华健死于“挞谷黄”，就是钩端螺旋体病。他死的前一个星期回城里来过。人是明显瘦了。那天晚上月亮很圆，我和他坐在河滩上歇凉。我们说了很多话。他说他们生产队长的女儿长得很漂亮，他看见过她洗澡。并问我看见过女生洗澡没有，我于是很自卑的承认自己没看见过。后来，他换了话题，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工作。我说只要能拿工资的工作都行。他抬头望着夜空，沉默了好一阵后说，他想当生产队的保管员。他还说保管员可以多给自己家里称些谷子吃欺头。他说话的时候，眼里闪着空濛的光。
临离开河滩时，他告诉我，他明天要回生产队去了，正是挞谷子的季节，活路很忙。他说他回去后想法凑点车费钱，要接我去他那里耍。他走后，我一直盼着他来接我，万没想到盼来了他的死讯。
当我恍恍惚惚走到医院停尸房外，华健的家人都在那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悲痛。有一口没盖盖子的“金匣子”放在空地上，华健就躺在里面。我走近棺材时，他的鼻孔里突然就往外冒血泡。我曾听大人们说过，那是死者见到亲人的缘故。当时，我颈子后面的肌肉一阵紧缩，血液就涌上脸来，忍不住的泪水无声的流了下来。
他的父亲拿几张草纸，轻轻的擦拭他鼻孔冒出的血水，像是面对熟睡中的婴儿。我说为什么不把他抬回家呢？他父亲说凡是死在外面的人都不能再回屋，这是老规矩……
华健埋在那时还是郊外的牌楼山上，他只活了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