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苏正斌，是万源市花楼乡三堡溪村教学点的一名普通教师。因在山村工作16年，做了点我该做的事，就受到社会及领导的关注。在感激的同时，我不胜惶恐。回想16年来的村小教学生涯，饱含辛酸却又满怀欣慰，含辛茹苦却也幸福快乐。

    2002年7月，我从大竹师范毕业，被分配到花楼乡三堡溪村教学点。这是花楼乡最边远、条件最差的一个教学点，步行到场镇至少要4个小时，不通公路、水电、电话。学校既没有围墙，也没有操场，唯有的几间木质结构的教室也破破烂烂，活动场所就一块很小的黄泥巴空地。那时，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因为陪伴我的只有昏暗的煤油灯，漆黑的树林，令人犯怵的狗叫声！孤单、清冷包围着我，说真的，我懵了，心志开始动摇，离开这里的欲望越来越强。那时唯一释放心理压力和缓解情绪的办法就是不断给父亲写信。但是，父亲每次回信都差不多一个意思：“你是农民娃，胆子放大些，不要怕，啥子都别想，好好教书，别给我丢脸。”“娃，不能放弃哈，如果都不到农村教书，哪农村娃儿咋办？”为了消磨夜晚，我时常拿出父亲的信反复读，遥想父亲的身影，体味父亲的话意，再联想这孤寂的大山、这山里无助的学娃，真的走了，孩子们咋办，我是这群孩子最大的希望啊！从那时起，一种责任涌上心头，一种爱让我选择坚持。

    就这样，我一边从事三个年级的复试教学，一边照顾孩子吃喝拉撒，度过近十年。2010年“7·17”洪灾，山路垮塌，一年级学生魏代浩爷爷奶奶行动不便，我便到他家里接孩子上学。我背孩子，提书包，发现书包很重。打开一看，里面一个大水瓶子，原来是因为学校没有自来水，孩子们都是自己带水喝。提着这沉重的书包，看着孩子们幼小的身躯，心中的酸楚和不安涌上心头。我下定决心解决学生饮水问题。

    周末，我带上锄头和镰刀，爬山坡，钻刺笼，上山寻找水源，最终在距学校1.2公里的后窝塘找到一股清泉。这下孩子们吃水有希望了。我当天立马下山跑到中心校找校长，在中心校支持下，我买来了水管、水龙头。第二天就动员学生家长参与。修过滤池、挖水槽、拉水管、接龙头，洁净的山泉三五天就引进了学校，看着汩汩清泉，孩子们高兴得互相喷水，家长们笑得合不拢嘴，我心里说不出的兴奋和自豪。

    然而，好景不长，年底，山泉却枯竭了。我不顾身体刚做完手术的疼痛，再次上山挖土、拌水泥重建蓄水池。几天后，一口能蓄10余吨水的蓄水池终于建成，一下把学校和周围村民的用水问题都解决了。

    水喝上了，孩子们背包变轻了，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那就是学校操场凹凸不平，偶尔还会有蛇、狗跑进来，给孩子们安全活动带来巨大隐患。于是我又决定硬化操场，修建围墙。

    但要硬化操场、修建围墙，资金、材料压力可不比饮水轻。钱从哪里来，材料到哪里找。我为此焦头烂额。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概一个月后，我们三堡溪村迎来一个硬化公路项目。并且承包此项目的经理恰巧是我的老乡。我欣喜过望，立马找到他，他爽口答应送学校8吨水泥。这算是解决了一大难题。可水泥有了，买沙，买砖咋办？我想了想，拿出父母给我买房的两万元钱，开始修建围墙。由于支付修墙工人的工资较低，才干两天工人就撂挑子不干了。我为了赶上工期，一个人在烈日下独自搬运水泥、沙石、砌筑围墙。周围的村民看我是真心在为学校着想，为三堡溪的孩子们着想，他们陆陆续续的自发加入。终于，一条长76米、高2.2米、宽0.24米的围墙最终修好。后来，我又向亲戚朋友借了50000元钱，和学生家长一道把学校操场也硬化了。

    不管是引水也好，维修也罢，只有一个目的，让孩子们能够安全、安心学习，因为我深深明白，学习对于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为了不让孩子们落下功课，我是既当老师，又当父母。这些年来，我教过的孩子，基本上没落下一节课；也没有一位孩子因为家庭条件差而放弃学习。我很欣慰看到孩子们给我画的可爱画像，写下的质朴话语：“苏老师，你辛苦了”“苏老师，我们爱你”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还有什么付出比这更有意义呢？每每想到这儿，心里再也没有了孤独，有的只是责任，有的只是爱。我真的不后悔自己的选择，真心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尤其是十几年来，三堡溪村从我手里走出了200多名学子，走出的大学生就有18名。现在，他们有的进了大公司，有的自己创业，我想，明天的三堡溪将更有希望。

    这16年来，三堡溪小学见证了学生的成长，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是个平凡人，只做了一些平凡事，还是那句话，“把工作当做理想，把事业当作生命”，那么你一定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本报记者 彭凡珊 李泽希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