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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抗大第一、第二分校。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第二分校校长，率队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临行之前，毛泽东谆谆告诫，要求他改掉暴露于外、喜形于色、不够深刻和稳重的缺点，培养全局观念、勇于牺牲自我。

    1939年3月，抗大第二分校正式开学。9月29日，陈伯钧指挥分校和兄弟部队成功地阻击了日伪军的偷袭。尔后，率领干部、学员挺进敌后的河北陈庄、神南地区，在参与指挥反日伪军“扫荡”的同时，坚持办学。

    1940年5月1日，陈伯钧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13日与舒同率晋察冀出席七大的代表团前往延安。途经白水村时，遭敌伏击，冀中区委副书记鲁贲牺牲，地委书记吴建民被俘遭杀害，袁升平等一个多月后才回来。陈到达延安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他汇报了白水遇险经过后，安慰他说“疏忽而已”。但总政治部经过调查，最后给了陈伯钧一个处分。客观来说，150人的代表团中有很多是缺少作战经验的地方干部，掩护部队只有两个连，千里跋涉，风险在所难免。但陈伯钧作为代表团中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在追究责任时，首当其冲也是必然的。

    由于“七大”推迟召开，陈伯钧被留在总政治部。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八路军简史》。同年10月11日，陈伯钧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工作。1941年11月7日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

    1942年2月4日，毛泽东批准陈伯钧到党校学习。当年5月，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际，毛泽东点名派陈伯钧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负责作战事宜。

    1943年1月，陈伯钧离延安赴甘肃庆阳三八五旅任副旅长，协助旅长王维舟主持工作，领导全旅进行反摩擦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八路军后方和党中央的任务。

    1945年4月至6月，陈伯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日本投降后，陈伯钧奉命调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

    同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陈伯钧去东北工作。10月，陈伯钧与朱良才率800名干部及部分战士、家属共1300余人由延安出发，11月下旬到达承德，参加了打遵化和保卫热河的战役。1946年1月19日，陈伯钧任中共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同年春，国民党军队侵占朝阳地区各县城。之后，一边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国共产党的“军调小组”进行“军事调停”，一边组建各县的国民党党部、县政府和警察部队，不断对热东和辽西各县、区民主政权进攻。同时，调集主力部队准备进攻赤峰、承德等解放区。3月20日和22日，作为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的陈伯钧奉命代表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先后签订了《叶柏寿协定》、《凌南协定》。协定公然决定，让被群众赶走的国民党建平县县长徐文亮及保安队回建平并负责全县县政，八路军及地方部队不得妨害；承认巨匪于大川部为国民党军队，驻守建昌。这两个《协定》对热东军分区和热辽军分区部队坚持自卫斗争、反击国民党军队侵犯都不利。4月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肖克召见了承德“第十一军调小组”全体成员，正式向美国和国民党两方代表严正声明，不承认“第十一军调小组”所签订的《叶柏寿协定》和《凌南协定》，并派段苏权接替陈伯钧的工作。同时，冀热辽军区亦积极整编所属部队，做好临战准备。

    6月，陈伯钧奉命去东北前线。8月初，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1947年5月，任合江军区司令员。同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统一军队高级干部的作战指导思想，创办了上干大队，陈伯钧调任东北野战军上干大队大队长。

    1948年5月，陈伯钧任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8月，指挥所改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陈伯钧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9月，回到长春前线，他根据中央军委发布的辽沈战役作战方针，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一起，确定了东北战场的作战部署，参加指挥了辽沈战役。随后向关内进军，参加指挥平津战役，率部进军北平城下，参与改编了20万国民党守军。 （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