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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9日,陈伯钧来到毛泽东的住地,同参加过秋收起义幸存下来的同志合影。这张照片非常著名,在无数回顾解放军历史的书籍、影片、展览、报刊中出现过。毛泽东没有站到中央,而是和陈伯钧一同站在左侧。陈伯钧军容整饬,显得自信,而又多少有点冷傲。
同年8月25日,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零师,红六军团改编为三五九旅,陈伯钧任旅长,王震任政治委员。随后陈伯钧率七一六团留驻陕中,一方面加强部队的军政训练,一方面做统一战线工作,扩大抗日力量。
这时,陈伯钧的二哥陈笃斋长途跋涉,赶到延安看望离家十多年的陈伯钧。毛泽东得知后专门宴请了陈笃斋。席间,毛泽东谈古论今,无比风趣。陈笃斋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看到了成长为高级将领的弟弟,感受了延安朝气蓬勃的风貌,多少理解了弟弟当初的选择。陈笃斋返川前,毛泽东给陈伯钧写去长信,还赠款300元。这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延安,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了。毛泽东还问和他一样嗜书如命的陈伯钧“看书没有?”足见毛泽东与陈伯钧的感情之深。毛泽东的细心关怀使陈伯钧感动而不安。陈笃斋也先后两次从家乡带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
就在送走自己二哥的当天,生猛火爆的陈伯钧打了一个不听劝告的司机一个耳光。两天后,军委来电召陈伯钧去延安。10月22日,陈伯钧一到延安,就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主要是关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评不够,留守开支较多;对同志团结不够;统一战线中太清高,不虚心等。”毛泽东说他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上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陈伯钧完全承认错误,毛泽东不客气地让他回去再深刻反省几天。当时,原红二方面军部队刚刚发生了反军阀主义事件,卢冬生负气离职。而此时,来自红一方面军的陈伯钧的一个巴掌,可能带来谁都料想不到的后果。毛泽东谈话后三天,张闻天召见陈伯钧,就直接点明他有军阀主义倾向。随后,毛泽东决定陈伯钧离职去党校学习。本来,陈伯钧就在这几天要带队走上抗日前线。此时,他只能办理交接手续,含泪送别出征的战友。
开始,毛泽东告诉陈伯钧是在党校学习四个月,然后上前线。实际情况是“三个月学习,四个月闲住,六个月抗大,年半晋察冀……”可以说,毛泽东狠狠地磨砺了一下陈伯钧,因他深知陈伯钧的才华。陈伯钧在党校期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发表在《解放》杂志上。
1938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这是个适合陈伯钧的岗位。在抗大的初期(红军大学),毛泽东曾亲自讲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时,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再来。接替他上这门课的就是陈伯钧。毛泽东曾要求抗大的教职员工安心工作,下决心“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被毛泽东深深折服的陈伯钧铭刻在心。他在延安抗大六个月确实是呕心沥血。学生管理,教员的调遣,教材编写,训练的组织,战略学的教学,各种各样的演讲,受到各方的欢迎。他的战略学算得上抗大的招牌课,参谋作业这种业务课也不在话下。他会写作,能演说。在抗大一次演讲两三个钟头是常事,最长的一次,他一天内讲了八小时,“差不多已近声嘶力竭,仍愈讲愈有劲”。而他的演讲和教学,口碑很好。无论是在军校还是作战部队,都受到所在单位的学员和指战员的欢迎,其他单位也常请他去讲课。
同年9月29日,校长林彪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当天,通知取消陈伯钧原有的参会资格。自尊心极强的陈伯钧如遭雷击,借酒消愁。第二天一早,他找到副校长、黄埔同学、好友罗瑞卿申诉,潸然泪下。在罗的鼓励下,陈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解释一番,但没有改变已宣布的决定。当天晚上,他去信毛泽东,表示要求要么专门学习,要么上前线,不愿再呆在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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