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光投射过去，银幕上立马闪出“沙沙”作响的雪花，胶片在放映机上旋转，“哒哒哒”响……潘琴在银幕下方认真的观察着设备运转，汗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而这样的工作，她一干就是14年。
1979年9月，年仅20岁的潘琴成了达川区石桥的一名放映员。在很多人眼里，那时候看电影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也是露天电影的“黄金时代”。
如今，58岁的她偶尔会坐在家中的沙发上，翻看以前的老照片，因为照片记录了她最美好的时光。那些已经发黄的记忆，与青春有关，与电影有关，而她，正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最漂亮的放映员
今年58岁，家住达川区南城的潘琴热爱坝坝舞，每晚上7点会准时出现在小区内，带领大家跳舞，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另一个身份——老电影放映员。
1979年，高中毕业的她，因为学历高、人漂亮，很多单位抢着要。她经过再三思考，成了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当时全县就只有3个女放映员，很受人尊敬。”潘琴回忆，她是当年9月6日正式参公的，第二天便开始学习放电影。
“我是石桥的第一批电影放映员，当时电影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家都非常好奇。”潘琴回忆，他们每天都会前往农村放电影，一个社一个社的放，一部片子要连续放十天，每晚上结束时都会通知第二天要去的社做好准备。由于长得漂亮，对人又好，潘琴当时是群众公认的最美放映员。
田埂上都站满人
“今晚有电影，在‘大地坝’放，大家晚上早点去看……”如果哪一个社要放电影，村长社长会在一大早，敲着锣鼓通知村民。要放电影的消息很快飞到村民的耳朵里，不到中午，邻村邻乡的人都会知道。
“下午3点，我们会去放电影的社，挂银幕，发电、检查发电机和放映机等。这时，很多村民已经提着板凳在地坝里‘占座位’了，到下午5点，基本上整个地坝已经没有一个座位，来得晚的村民只有站在田埂上。而看电影的村民年老的有90多岁，小的刚满月。”潘琴说，一次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走到放映机旁，想摸一下机器，但又怕把机器摸坏，伸了几次手都缩回去了，最后小声嘀咕：一个铁疙瘩，竟然可以放出人来。
天渐渐黑下来，“电影院”前坐满了黑压压的村民，嘈杂的声音犹如街头集市一般热闹。这时，离场不远的发电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放映机旁的灯泡射出耀眼的光芒，而坐在旁边的放映员潘琴则隐藏在暗淡中。当白布上出现电影片头，喇叭里响起音乐时，场地一下安静下来，有的只是因电影情节发出的欢笑声。
可以说，这种情节已经留在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如今已很难看到了。
跑10公里看电影
“去晚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今年53岁的黄女士回忆当时看电影的情形仍记忆犹新。“那个年代电影很稀奇，连电都没有，如果听说哪个社要放电影，我们会打着火把连夜赶去，最远的，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看完电影，半夜举着火把走了10公里路才回到家，真的是翻山越岭啊。那时候人年轻，一点都不觉得累。”黄女士笑着说，很多年轻人，都是靠看电影来谈恋爱，毕竟那个年代，在院坝里坐着看露天电影，可以悄悄牵个手。
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看场电影就等于过春节。“轮到一个村一个社真不容易，有的村半年都盼不到一场电影。为了看电影，学校有时甚至会提前放学，让学生和老师早早回家准备，晚上看电影。”潘琴告诉记者，有时候，放映机出现故障，电影放到一半就没画面了，她会立即修理。一次，她修理了近一个小时才完工，但没有一个村民离场，大家都耐心地等着，一些热心村民甚至还走来用扇子给放映员扇风，生怕他们因为天热，不放电影了。
《刘三姐》最受欢迎
“百看不厌，是对当时村民看电影的热情最好的形容。很多时候，一部电影连续放几场，都座无虚席。”潘琴说，当时《地道战》、《地雷战》、《妈妈再爱我一次》、《刘三姐》、《追鱼》、《英雄儿女》、《渡江侦察记》、《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是大伙最喜欢的影片，而《刘三姐》特别受欢迎的，《妈妈再爱我一次》曾看哭了很多村民。
潘琴回忆，《妈妈再爱我一次》非常感人，至深至诚的情节，让不少村民流下了眼泪。而《刘三姐》就更受人欢迎了。“我记得《刘三姐》这部影片，由于演员长得漂亮，演技又好，村民们看了一遍还要求再放一遍。”潘琴说，村民们开心，她也就开心，在当时，每一位放映员和她一样，都想把工作干好，通过电影传递给村民更多的快乐。
回忆里全是甜的
放电影这个工作看起是个“香饽饽”，但却非常劳累，最主要是睡眠不足。“每天晚上我们在村里放完电影，收拾完器材，都是凌晨两三点了，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办法回家，只好睡在村民家里。由于长期缺乏睡眠，我们的免疫力受到影响，我记得一次感冒，熬了夜第二天去一个叫‘胡尔岩’的地方放电影，因为坡陡路远，太阳大，当时22岁的我真的走哭了。”潘琴笑着说，工作中，曾经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当年最痛苦的经历如今也觉得是甜的。
虽然放电影的岁月已经远去，现在每个月潘琴都会和以前的同事聚一次，共同回忆那14年前当放映员的点点滴滴。用潘琴的话说，那段岁月，对她来说，已经变成一笔不可代替的“财富”。
（本报记者 汤艳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