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老促会·

    凡少数民族代表团,或民族上层出来参观、学习,不分他们是上层人士还是普通百姓,不论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不管他们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王维舟都平等对待,一一接见,倾听他们的意见,耐心与他们交谈,细心而详尽地讲解党的民族政策。他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需要建设队伍的角度考虑,鼎力培养民族干部,亲自筹措并创办了贵州、云南、西南3个民族学院,从规划设计、选址、经费、征地、基建、干部、师资、设备、课程设置等每一个环节,都参与和检查,直至学院建成。西南民族学院经常为藏族、彝族中的活佛、土司头领、上层人士等办学习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王维舟与他们广泛结交朋友,建立友情,将党的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方针,逐一地讲解到他们的心里。1951年,王维舟为筹办西南民族学院往返于重庆、成都之间,也常常住在学院里帮助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很多,但王维舟力求对涉及到培养民族干部的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好,因此从师生的住宿到食堂伙食他都亲自过问。那时,西南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生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凡是听到空中飞机声,就会说：“王老来了,我们的问题好解决了。”王维舟调中央监委工作后,曾几次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辞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的职务,但周总理都没有同意,勉励他继续兼任此职。他遵照周总理指示,一直关注着西南少数民族工作,关心西南民族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直到病逝。许多当年曾得到王维舟教诲的藏族、彝族等上层人士和后来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少数民族干部，回忆往事，无不流露出对王维舟深深的感激之情。

    1956年，王维舟调中央监委工作。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常委。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林彪、康生和“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王维舟坚贞不屈，顽强斗争。

    王维舟清正廉洁,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一生对党赤胆忠心,从不把个人利害得失放在心上。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关爱部下,从不以职高权重为家人或亲属谋利。长征中,川陕苏区很多红军家属跟着红军队伍行进。王维舟最小的侄女才10岁，年龄最大的岳母年届五旬,又是小脚，都与其他人一样，20多位亲属三过雪山草地,历经千难万险,没有一个人退缩,坚持到达了延安。后来岳母年龄大,没有文化,不愿拖累组织,又返回四川老家。新中国成立后,老人家一直在家乡靠劳动自谋生活,从来没有要求特殊照顾。侄儿王波1928年入党,在红三十三军就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还任师参谋长、军参谋处长。而王波当年的部下李中权此时已任王波所在军的政治委员。李中权为王波的职务过低心里不安,一次碰到王维舟商量要调整王波的职务。王维舟对李中权说:“王波在部队干什么都一样,还有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维舟已年近八旬,仍遭到迫害,被造反派抄了家。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尽力保护一些老同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被造反派揪斗追逐,有家不能归,曾几次住在王维舟的家中。王维舟让夫人马奎宣给萧华擦拭血迹,用药热敷伤口。总政副主任傅钟上将为摆脱造反派的纠缠,在王维舟家秘密躲藏了近一个月。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