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高年级的一些同学组织了红小兵，人人都有一支红缨枪。那红缨枪的枪头并不是铁的，而是一节削得尖尖的菱形竹片，红缨也不是拴的红绸布，有的拴着几根红线，有的连红线都没拴，光秃秃的。

    小孩是猴儿的屁股——坐不住，喜欢打打闹闹，红缨枪就成了红小兵做战斗游戏的理想武器。有一天，杨老师看到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操着红缨枪在校园里你追我赶，“杀声”一片。

    “同学们，你们不要耍红缨枪。红缨枪枪头太尖了，刺着了肉，就可能出血受伤；刺着了眼睛，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快把红缨枪收起来，不准再耍了！”

    “你又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你管得着吗？我们偏要耍。”说这话的学生还当着杨老师的面，把红缨枪耍得呼呼生风。

    “我虽然不是你们的班主任，但我是老师，我必须得管。你们戳过去戳过来，失手戳在别人身上，就可能戳出大祸。快把红缨枪收起来。”

    “我们是红小兵，是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的，红缨枪是我们的武器，偏不收起来！”说着又举着红缨枪厮杀起来。

    “站住！”杨老师见状一声大喝。

    “你叫谁站住？一个‘伪保长’敢叫我们红小兵站住？这不是破坏伟大的红小兵运动吗？信不信我们斗争你！”说着，几个红小兵一拥而上，抓胳膊，扯头发，反剪杨老师的双手，端着红缨枪，押着杨老师去游街。

    那时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游街是家常便饭。游街时头上要戴高帽，脖子上要挂牌子。几个小学生学着大人将“地、富、反、坏、右”游街的样子，找来两张旧报纸，现场叠了一个高帽，给杨老师戴上。有个学生用一块纸壳壳做了个牌子，在牌子上用白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伪保长杨桃”，再用红粉笔在杨桃二字上画了一个叉，挂到了杨老师的脖子上。

    杨老师当年正年轻力壮，如果他要反抗，几个小学生是肯定拿不下他的，一虎不惧群狼嘛，可杨老师并没有反抗，他一是怕老师与学生抓扯扭打在一起，有失老师的风范，二是自己这个“伪保长”正被造反派揪斗，如果硬顶，很可能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他就像一只大绵羊一样，老老实实让学生把他的手反剪到背后，戴着高帽，挂着牌子，被簇拥着推向校门，只是嘴里不停地大声说：“同学们，我这样做是为你们好，你们现在不明白，将来会明白的。”

    元朝的时候把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医七丐八娼九儒十偷，把文化人排在乞丐和娼妓之后，只比好吃懒做的小偷高一个等级。当时的知识分子就被钦封为“臭老九”，老师的社会地位远不如供销社那些给学校供应纸张笔墨的售货员。老师们个个胆颤心惊，如履薄冰。那群红小兵天不怕地不怕，根本不听杨老师的劝导，他们早已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别说一个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老师，连校长他们都敢斗，也斗过。

    红小兵斗争杨老师的事很快被当作新闻在仁和街上传开，两个住在街上的红小兵的家长听说儿子在学校领头斗杨老师，提着棍子飞也似的赶到了学校，见儿子正押着杨老师朝街上走来，老远就瞪起了眼睛，抡起了棍子。（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