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整个达城都还熟睡在晨雾中,有一群人,已经背着背篓,在达城的每条街道和每个垃圾池旁搜寻:一个空水瓶,一张纸壳,甚至一个干净的塑料袋都会让他们欣喜若狂。他们的名字叫,靠捡垃圾为生。虽然成天与脏兮兮的垃圾作伴,但他们的灵魂却十分干净——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永远都值得尊重……
拾荒者
一个号码就是一张名片
“喂,你是收垃圾的那个高师傅嘛,我们家里有点废纸壳,你来收了嘛。”“我们单位积攒了一些空水瓶,你快点来拿”……家住通川区魏兴镇58岁的高功第每天都会接到七八个这样的电话,因为在达城达巴路口和中心广场这一片,他是市民心中拾荒者里面最好说话的一个。
相比于在城市旮旯角落捡垃圾的拾荒者,高功第算“混”得比较好了,因为他拾荒的主要地点是市民的家中、单位或者门市,而不会去垃圾池或者街边捡垃圾,为此他身上总是干干净净的。他的拾荒时间,基本上与一般的上班族相匹配——早上7点,他花1.5元从家门口坐班车来城里,然后找个小店吃一碗面条当早餐,随后开始前往前一天电话约好的地点收废品。下午6点坐班车回家,风雨无阻。
“我主要收纸壳、废铁、空水瓶或者一些玻璃瓶子,达巴路口和中心广场这一带,很多人都认识我,所以我每天的生意还不错,加上有些好心人会将一些废品送给我,我一天可以赚几十元钱,总体算来,我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在两千元左右,年末的时候是我们这一行的旺季,收入要多一些。”高功第告诉记者,前几年开始流行手机的时候,他也赶时髦买了一部功能最简单的手机,然后就将自己的号码挨个留给单位的保安、门市的工作人员和小区的管理人员,很快,他的生意就红火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管干啥子,都要有投入才会有回报。
拾荒者要具有“三得”
二十多年前,高功第来到了城里。“刚来城里的那一天,我不知该往哪里去,就在街上瞎转悠,突然我发现有人在大声吼收废品,于是就想到了收废品卖也可以赚钱,总比无所事事好,于是央求那个收废品的老师收我当徒弟。”高功第说,第一天,他跟着师傅去了蒲家收废品,两人共赚了13元。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大数目。第三天,高功第就出师了,自己单干。
“我去了城郊的一些村子,专门收黑色的塑料布,收了好大几背篓,当天赚了7元钱,我高兴坏了,从此就走上了拾荒之路。”高功第淡定地告诉记者,经他这些年的总结,干拾荒者这一行必须要做到“三得”,即饿得、受得和挨得,这“三得”的主要意思就是,工作忙碌的时候,就算下午4点才吃午饭,也不能抱怨,要笑着对待每一件废品;如果有人看不起自己这一行,说些难听的话,不能反驳,只能听着。正因为高功第用“三得”时常提醒着自己,他不仅获得了尊重,还变得非常乐观。“我家里还种了果树和庄稼,农忙时,我就在家里帮忙。”高功第说,干拾荒这一行非常的自由,不受约束,还能照顾家里,他觉得很知足。
据高功第统计,达城目前有几百位拾荒者,大多数时间这几百号人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不过为了利益,这个人群也会联手行动,比如关系好的几个人会联合起来,一起收废品,挖掘更多的潜在“客户”,保证收入。当然,也有些自私的拾荒者,将共同收来的值钱废品藏起来,单独拿去卖,如果被同伴知道,有时还会发生冲突。
·本报记者 汤艳燕 刘艳·
天未亮就开始工作
窗外的路灯还亮着,62岁的陈安众(音)慢慢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床头的时钟,还差8分钟到六点,他长长地舒了口气,穿上衣服,走进厨房,为老伴和8岁的孙女做早饭。忙碌了半个小时,三碗热腾腾的面条端到了布满一层油渍的餐桌上。催促了好一阵子,陈大爷的老伴和孙女才来到桌边。
吃过早饭,陈大爷帮孙女拿着书包,送她到了学校。然后他又赶紧返回家中,背着背篓来到楼下垃圾池边,开始了一天的拾荒生活。“这种矿泉水瓶1.3元一斤,干净的塑料袋1元钱一斤,易拉罐3元一斤……”陈大爷一边掏着垃圾池,一边详细地告诉记者各种废品的价格。每当发现一个空水瓶,或者一个干净的塑料袋,他都非常开心,赶紧用火钳将其夹起来,抛向背篓里。掏完一个垃圾池,陈大爷又立即向下一个垃圾池出发,但遗憾的是,来到下一个垃圾池时,他的同行已经占领了阵地,陈大爷只好惋惜地离开。
转了几条街、几个垃圾池,背篓里的“宝贝”渐渐变多了,不过时间也一下子到了上午11点。眼看午饭时间快到了,陈大爷又匆匆赶回家。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来到达城文江祠巷95号,陈大爷租住的家中。
屋里堆满各种垃圾
摸黑走到三楼,陈大爷从裤兜里摸出钥匙,打开了房门。记者发现整个屋子伸手不见五指,并且一股霉味迎面扑来。还好,陈大爷非常熟悉屋里的环境,很快拉了一个绳索一样的东西,屋里的白炽灯瞬间就亮了。
布满污渍的地板、脏旧的板板床、乱七八糟的衣物……或许是没有时间打扫的缘故,屋里显得有些凌乱。往里走,陈大爷又打开了一扇门,然后将背上的背篓熟练地放下来,开始了“物品归类”。“这些塑料袋必须再弄一遍,将里面的水和泥沙全部弄掉,空水瓶和易拉罐要分开装,纸壳与其他的废纸也要用两个不同的蛇皮袋装好。”陈大爷坐在堆满垃圾的小屋里,兴奋地向记者展示自己的宝贝。
“现在生意不好做,连捡垃圾都竞争激烈。”陈大爷告诉记者,10多年前,他刚开始捡垃圾的时候,每天能赚30多元钱,感觉相当不错,但慢慢地,来了越来越多的拾荒者分走了他碗里的“肉”,再加上废品价格越来越低,他现在每天能捡10多元钱。此外,陈大爷还笑着告诉记者,他们这一行也有潜规则——废品收购站还会“抠”一点秤,“大家都心知肚明,也没得啥子。”
电视机是捡回来的
陈大爷所租的房子三室一厅,两间卧室,还有一间专门堆垃圾。所有房间几乎没有家具,一台黑白电视机是收废品时收回来的,只花了80元。最贵的家电为一台冰箱,是为了让孙女不吃到变质食物特地买的。
做好“垃圾归类”后,陈大爷开始到厨房忙碌,用电饭煲煮了点白干饭,然后用筷子从一个泡菜坛子里夹了半碗咸菜,一切准备好后,他来到卧室窗户边,望着大门,等待老伴回来吃午饭。为了减轻离异儿子的经济负担,陈大爷的老伴目前在帮别人灌香肠,每天都非常辛苦,但一个月也只能赚到三四百元。加上陈大爷一个月所赚的钱,他们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但孙女的书本费和一年四千元的房租费,让陈大爷觉得压力很大。
“吃了午饭,我会继续出门捡垃圾,每天都是在固定的几条街和几个垃圾池,因为我年纪大了,现在腿脚不利索,走远了也背不动。”陈大爷说,他和老伴一般晚饭和早饭都是吃面条,中午吃干饭,为了节约开支,隔几天才会吃一顿肉。
虽然生活清贫,但陈大爷觉得没什么丢人的,他认为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比那些穿着光鲜而暗地里偷盗的人高尚。对于未来的生活,陈大爷称,没有想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只是希望孙女好好学习,儿子过得好就够了。
下期更精彩:从下月起,本报将陆续推出“消失的工厂,永恒的记忆”,请广大市民热情参与提供线索,讲述曾经难忘的岁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