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穿过槐荫夹道的水泥路，继续朝前走。走到一处外墙剥落的楼房前，马上就要拐角的时候，刘畅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那个人，依然保持着那种姿势，纹丝不动。

    时过多年，刘畅也无法把那个人、那种姿势，从自己的眼睛里洗去。回到学校后，他之所以没说自己去过杨顺城的家，这么多年，他也没向任何人——包括他老婆——说起过，就因为在七里沟监狱见到的第一个囚犯。刘畅的个子比那囚犯还高，能清晰地看到囚犯望天时的眼神：畏葸、恭顺、疑惑、寒冷、坚硬……他说那眼神是道不尽的。他想把它的性质分辨清楚了再告诉大家。

    可他至今也没分辨清楚。

    要不是同学们知道他跟杨顺城是老乡，逼迫他说出个一二三来，他还会沉默下去。刘畅相貌英俊，是那种不明朗的英俊，平时话不多，也不怎么笑，为人处事，老是温吞吞的，即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也没有人通常所具有的好奇。世界在他眼里，就像一张烙饼，翻过来是这样，翻过去还是这样。

    但既然已经说开了，当然要从头至尾地说完。

    那次，他在七里沟待了一个晚上，半个白天，始终没见到杨顺城的父亲。他父亲到两公里外的煤矿去了。七里沟原本是煤矿，上世纪60年代末，也就是杨顺城出生的前后，这里建了监狱，煤矿也收归监狱所有，押送过来的服刑人员，都下井挖煤。监狱抢了当地人的金饭碗，彼此间几十年来纠纷不断，就在杨顺城放假回来的前两天，上百名当地人砸烂铁轨，拦下运煤车抢煤。杨顺城的父亲带着手下，驻扎到矿井外面，维持秩序去了。听说双方发生了械斗，且双方都有人挂彩。

    听到这消息，杨顺城就当没听见。

    不满七岁，他就跟父亲到了监狱，监狱成了他的家，犯人越狱，并因此遭到击毙，包括狱方和当地人的流血冲突，在他听来都稀松平常。他也没有想见父亲的念头，更不为父亲担心，只是请去矿井增援的人，给父亲带个口信，让把钥匙拿回来。然后带刘畅去食堂。刘畅一点不饿，但他觉得特别无聊，除了吃饭，也没啥别的事好干，就吃了一大碗。饭菜的气味儿，和杨顺城身上的气味儿差不多。

    天黑过后，有人把钥匙带给了杨顺城。带给他钥匙的人，并没有带回父亲的一句话。

    杨顺城的家在职工宿舍楼的三层上，两室一厅，磨石地板。刚打开门，刘畅就闻到一股臭气。这股臭气跟大学男生宿舍里的臭气一模一样。一张黑皮脱落的沙发，怪模怪样地横亘在客厅中央，沙发上堆满皱巴巴的衣物，还有一只旅游鞋，淡红色的鞋垫，像舌头那样伸出一半，鞋垫上的脚皮，舌苔般扎眼。走进屋，才发现中间有面墙是凸出来的，一部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靠着那面墙，放在一张方凳上，与沙发的距离不过半米。给人的感觉，杨顺城的父亲看电视，是抱着电视机看的。

    这明显是缺乏女人的家。

    杨顺城的母亲呢？

    他曾含糊其词地说过，他有个姐姐，但六岁过后，他就没见过姐姐了，现在，即使姐弟俩在街上碰见，彼此也认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跟姐姐分开？姐姐是被母亲领走了，还是被别人领走了？

    刘畅开始想问，后来看电视就忘了。

    次日一早，杨顺城带刘畅参观监狱。

    也没啥好参观的，就是一幢连一幢的房子，都很旧。围墙上铺设了电网，这在意料之中。监狱里也没怎么看到人，犯人看不到，狱警也看不到。两人走到一处水泥空坝，见旁边一扇铁门，挂着大锁，铁门和大锁，都黑得发沉。杨顺城丢下刘畅，朝空坝那边的值班室走去，跟坐在里面一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交涉。杨顺城说：“侯叔叔，把门打开，让我的朋友看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