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小孩生下来，有吃有穿能养活就行。我父母皆为工人，从幼儿园到小学，妈妈说，最重要的就是吃，每个月三十元的工资，先把米买足，其余都是次要的。

我是家里的老大，读小学时，爸爸把他不穿的工装给了我。当我接过那件满是补丁的工装时，妈妈说，要爱惜着穿，有身衣服不容易，这还是爸爸省下来的，别弄破了，家里没缝纫机，到人家那里打补丁要钱。妈妈的脸色严肃得像法官，容不得半点亵渎。孩子，擦破了皮或掉块肉还能长好，衣服是不能把它弄坏的。所以，当我穿上那身明显肥大的旧工装上学时，心里总是战战兢兢，像手里捧着满满一碗滚烫的鱼汤，既怕洒又怕烫，内心如煮。偏偏一些调皮的同学看出了这点，我越害怕，他们就越欺侮我，等我不注意，不是把我的扣子扯掉，就是把衣服的线崩断。我这人心慈，骂都不敢骂狠话，像一个受尽婆婆气的小媳妇，一个人孤单地缩在教室角落啜泣。但我永远是课堂上最好学的学生，举手回答老师问题的总是我。因此，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购买一套校服，要十来块钱。这个消息，让我感到窒息，不敢给家里说。因为父母的工资除要负担我和尚在婴儿期的弟弟，还要邮回了老家，养活奶奶和一大家子人。妈妈坚决地说：没有！要不你辍学！泪水在我脸上肆意横流，滚烫得“滋滋”地响。我心一横，晚饭都没吃，就去了学校，我是值班生，打开教室的门，进去“砰”地一下关了，趴在课桌上，哭哭啼啼迷迷糊糊睡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醒来，妈妈找到学校，把情况给老师说了。班主任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宣布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谁的成绩第一，就奖励一身标准的校服。听到消息，我喜出望外，终于有了拼命学习的理由。考试结果，我和班上一位同学并列第一，那位同学把老师私人出钱定制的校服让给了我。咸咸的泪水直往嘴里钻，我一滴不流地吞进了肚子里，我要让苦涩的泪水在心里成为怒放的花。

校服穿在身上，不仅神清气爽，而且是我劳动所得，也凝聚着老师家长以及同学的期望。本来就标致的我，整齐的校服一加衬，容光焕发，如威虎山上的杨子荣。我告诉自己要加油。五年级快毕业的时候，爸爸的老家遭了大灾，政府号召学校师生捐物捐款。而我作为一贫如洗的学生，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套靠学习成绩挣来的校服。我怎么也舍不得捐出去的啊！当时，爸爸因为胃出血顽疾被医院连连发出病危通知书，妈妈腾不出手来管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又是长身体的时候，爸爸不穿的旧工装，我勉强可以穿下了，弟弟就穿我幼时穿过的衣服。

校服我捐了出去，没有一个补丁，没有一寸脏的地方，就像新的一样，被装上了开往灾区的货车。泪水在我的眼眶里一圈圈地转，像玻璃球似的，就是不滴下来。

贫困是一个人成长最好的老师，我和弟弟终于如愿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过上了小康生活。工作服很漂亮，赛过了往年的任何一件衣服。重大节日，单位组织歌咏比赛，要求我们必须盛装出席，我网购了一套价值数千元的西装，蝴蝶结一系，配上抻抖的白衬衣，再穿上镜子般发光的皮鞋，在歌咏比赛上大放异彩！我把这身衣服命名为：小康华衣！

□梁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