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的名字和故宫是联系在一起的。祝勇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2011年在完成“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录片后，他踏进了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的大门。2025年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祝勇的首部长篇小说《国宝》由人民文学社出版，既是对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更是一部厚重的时代之书。全书分“千年丹青”和“万里河山”两辑，洋洋洒洒60多万字，以故宫文物南迁为时代背景，文本采用双线叙事手法，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事件和文物护送者“那文松”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并进，穿插糅合其他角色的遭遇和变化，讲述其因南迁而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家族史，以家映国，呈现了一个民族在危难中对文化根脉的守护。祝勇用学术的严谨娓娓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客观冷静的语言解剖人性，对家国情怀的展示，在史诗般的文学传达之下，是对那些在迷茫混沌中寻找希望，在时代纷乱里坚守信仰，在卑微里仰望光明的精神的致敬。

家和国 君问归期未有期

“不管过去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记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门的那一天，是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国宝》主人公那文松护送故宫文物的时间是明晰的，那是1933年2月5日的深夜，东三省的硝烟已烧至山海关，日军铁蹄近在咫尺，故宫文物危如累卵。

那文松作为第一批护送文物南迁的故宫人，面临岳父中风、妻子怀孕待产，家和国，他只能选择舍家为国。正如书中开头的最后一句：说完就走了，此生再也没能踏进这个门槛。暗合着那文松与妻子梅遇影今生聚散离合。战火的不断蔓延，一万多箱文物就像离家的孩子顶着枪林弹雨、自然灾害、疾病瘟疫颠沛流离，历时数十载，国宝南迁之路跨越大半个中国。那文松历经磨难曲回迂折，始终追随文物的迁移。

在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事件中，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文物南迁发起者易东篱院长，这个角色有现实中的人物原型，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正是因为易东篱院长的未雨绸缪，“千年丹青、万里河山、亿兆斯民，这些古物是我们文明的证词，没有了这些古物，我们中华民族上下八千年的文明就失去了依凭，成了口说无凭。”易东篱院长力排众议，以一己之力找到“支点”启动了文物南迁这个庞大而艰险的工程，而他本人却被扣上莫须有的非法侵占、盗卖古物的罪名。家，成了回不去的方向，他在弥留之际说的是：我完成了属于我的使命，没有将故宫最重要的文物留给日本人……

和哥哥那文松戏剧性的出场不同，弟弟那文柏一出场就是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追求的进步青年。沈阳的家早已成为沦陷区，他毅然参军，从此，南征北战，戎马一生。读到那文柏，我想到了红四方面军战绩最辉煌的万源保卫战，当时仅有20万人的万源，缔造了一城人民半城军人的佳话，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中国脊梁。再回到本书中，家国情怀是作者巧妙地嵌入文本里的文学丝线，男主人公两兄弟那文松、那文柏和女主人公梅遇影的名字，松、柏、梅是对三人坚毅正直的暗喻，和中国人百折不挠的精神内核形成互文关系。

物与人 细腻的群像书写

祝勇擅长写美学散文，我读过他很多作品，他的笔触始终是带着诗意的。

《国宝》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作为一名资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祝勇既具备比常人更专业的领域知识，同时日积月累了丰富的历史素材，这让他更有优势创作此类文学作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有186万件套的文物，在祝勇的眼里，每一件文物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怎样写出合情合理的诗意是很难的，因为分寸难以把握，专业知识写得过于用力，容易一沉到底，显得生涩、炫技；如果腾挪往上，又容易写空、悬浮。

祝勇在创作谈中说，非虚构作品是写文物南迁这个过程，他希望通过文学想象，把读者召唤到近百年前的时空里，宏大历史事件和红墙外的一豆灯火，北平冬天恢宏浩荡的大雪，古蜀道上盛满文物的木箱咔哧咔哧的声响，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可以虚构，并尽可能满足戏剧感，但小说所钩沉的氛围感、时代感必须真实。祝勇说为了让人物有血脉感，要通过大量的细节来丰富，这样才能让人物立起来。

《国宝》中大量的方言运用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和谐构建成小说结实的肉身：那文松是东北人，在描写他的心理活动时会经常用到东北方言“瘪犊子”“埋汰”；写杜十三和郭之南分别时说“囫囵个儿地”回来，臭剃头的“小力巴儿”，写独具慧眼的文物鉴定师，十只“老西子”也顶不上一只百灵鸟，写梅从云怀念北平城“杂拌儿”，这些都是“京味儿”十足的方言；那文松第一次在梅遇影家过春节，请过财神，全家人都要“踩碎（岁）”、吃“更岁饺子”……这些细节活色生香，都是照见历史现场的棱镜，带领读者穿越岁月的轨道抵达历史现场，感受真实可感的烟火日常。

正因为有了这些历史中的日常，祝勇笔下三大群体的人物形象才有了真实的骨感。一个群体是易东篱、马衡岭、那永城、那文松、那文柏、梅从云……他们坚守着中国人的气节，宁死不当亡国奴，在国运最低谷时人性的温热悄然渗透，他们守望相助，在书里活成了星汉灿烂的群像。

另一个群体是：文物造假的参与者王濯缨、郎山岳，诬陷易东篱院长的石不言，专制假印的篆刻师金百川，绑架梅遇影的蓝星宇……他们有自己人性的弱点：贪婪、自私。祝勇在刻画他们时却没有将他们刻画得一无是处：王濯缨为那文松打开监狱的后门，郎山岳主动交出《松柏寒盟图》，石不言对易东篱院长的忏悔，为了给自己延续香火的蓝星宇，民族大义面前却毫不含糊。他们内心的阴影里还残存着人性的光芒。

还有一个群体，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泯灭了人性：狱中少年因饥饿难忍被狱友叠罗汉翻窗到隔壁厨房，不料一头栽进正在煮汤的锅里，而狱友却疯狂地舔食他受伤的皮肤上的鸡蛋羹；人贩子张二驴，专门贩卖因战争丧失父母的遗孤。作者批判他们人性的扭曲、麻木、卑劣和愚昧。

表与里 小说的隐秘含义

小说开始用电影镜头聚焦式抒写那文松的那双手，他的小楷有长枪短戟的气势，那一捺可以飞到窗外，写得出神入化；还有故宫人看他捆绑文物箱时，看他修长的手指在众人的目光中如鱼得水般地游走，那文松的手后来在监狱中受到酷刑而受伤，又在护送文物的路途中出车祸，最后截掉食指，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心灰意冷之时那文松看到医院里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兵，心灵再次受到震撼，也是他的一次精神洗礼，这样的描写将主人公那文松的人物形象表现得层次更丰富，细节更饱满。同时也暗喻我们中华民族只有经历过这段绝境才能涅槃重生。

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春节和中秋节，每个角度、每个细节都是老北平的风物和气息。而这两个节日，恰好都暗喻着“团圆”，同时也映射出“人在，文物在，家在，国在”的精神内核。

小说中还有很多潜文本。梅遇影填写的九九消寒图；那文松南迁路上邮寄给家里的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折射了中华邮政总局在战火中依然维持着运营，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那文松和丁彤云一起展开《溪山行旅图》，那文松说从画上看到了他们自己，为躲避战火保护古物，驮着古物东奔西走。那文松以及南迁路上的故宫人，在死亡随时都会发生的阴影下，反而绽放出浪漫的诗意，他们是暗夜里绽放的火红杜鹃花。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国宝》的出版发行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物是沉默的历史，我相信，读过《国宝》的人如果有机会踏进博物馆，除了欣赏文物的精美还会多一分敬畏之心，对创造这些艺术瑰宝的先民，对守护这些文化星火的民族英雄。祝勇以《国宝》命题，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抵达历史的纵深，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来路和去处的永恒追问，《国宝》因此有了思想史的意义。从散文到长篇小说，祝勇摆脱了美学散文创作的束缚，让想象在文字世界里飞扬，用丰赡的笔触书写宏大历史中的细腻褶皱，这不啻是作者创作的一次跨越。

□袁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