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初秋，第一次到访云南曲靖。在号称“爨城”的曲靖的大街小巷，浓烈的爨文化气息扑面而来，那种斧劈刀削的简体爨字的店名、匾牌、路标随处可见，爨体字已成为曲靖一张响亮的城市文化名片。我们决定踏访“二爨碑”，展读爨体书法朴拙雄强、卓越超群的风华文采，感悟风行南中四百余年的爨文化的遗风余韵。

灿然的秋阳中，我们来到曲靖一中文昌校区的爨文化博物馆，爨宝子碑就珍藏在里面。进门沿着一条曲径往左拐，迎面见一亭，上书“爨碑亭”，两边的楹联很醒目：“奉东晋大亨，宝子增辉三百字；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这是清末状元、云南省出过的唯一状元袁嘉谷所题。拾级而上，进到亭内，玻璃罩中一碑笔立，碑身长方形，碑首半圆形，碑额题“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后世遂称之为爨宝子碑。碑文追述爨宝子的家世、生平及其功业。

凝视石碑，穿越苍茫时空，回溯幽邃岁月。爨宝子是东晋建宁郡同乐县（今陆良县）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382年），是部族的首领，19岁就“弱冠称仁”，世袭建宁郡太守，不料23岁就命丧黄泉，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即碑上所说的“大亨四年”。此君天资聪慧，风度高雅，崇尚节俭，通达清旷，施政有方，在他的治理下，爨乡百姓安居乐业。爨宝子去世两年后，他的僚属为他刻石立碑，期望流芳千古。爨宝子二十岁左右就位居建宁太守这样的高位，他有什么来头呢？这得从三国时期的一段历史说起。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结束后，废除益州郡的名称，改称建宁郡，并将郡治从滇池移至味县（今曲靖）。晋代以后，曲靖属于宁州建宁郡。建宁是南中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南中的势力范围很大，包括了云南、贵州西部以及四川南部一带，统治南中的霸主就是爨氏家族，爨宝子就是这个家族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爨氏称霸南中后，出现爨地和爨人的称呼。在爨地这一区域内，由于当时和内地相比战争较少，经济文化继续得到了发展，并由社会文化发展的差异，形成了爨区的两大部分：东爨和西爨。东爨地区大体是今天的昭通、曲靖及贵州西北，西爨地区则主要是今滇池地区至洱海以东。爨氏家族治理云南的时间长达409年，这种情况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爨氏家族在南中势力的逐渐壮大，引起唐王朝的忌惮和不安。到唐中叶时期，当吐蕃对唐王朝的威胁一定程度上被解除后，唐王朝开始削弱爨氏势力。天宝年间，唐王朝命南诏王皮逻阁出兵征讨爨氏，皮逻阁一方面采取武力迫使爨氏降附，一方面又向朝廷为爨氏说情，成为爨氏的保护者。公元748年，南诏终于吞并了爨地，独步南中四百余年的爨氏，消亡在茫茫历史烟云之中。

爨宝子碑这块有着谜一般身世的石碑，在元代之前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长达1373年。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春天，曲靖杨旗田村的农户在一个叫爨王坟的地方挖出一块碑，但人们并没十分在意，这户人家以做豆腐为生计，他们看到这是一块平整的大石板，就把它搬回家中用来压豆腐，这一压就是74年。走过整整三代人的悠悠岁月，豆腐含钙的卤水汁有效地保护了这块砂岩石质的石碑。至今碑上的文字清晰可见，可谓是因祸得福。清咸丰二年（1852年），南宁州（今曲靖）知府邓尔恒在厨房闲逛时，无意中发现豆腐表面有若隐若现的字迹，直觉告诉他，这些字非比寻常，他深感惊诧，急忙把厨子叫来查问，才得知卖豆腐的人是城南杨旗田村的。邓尔恒带人亲自前往杨旗田村，在村民的引导下查看了荒野中的爨宝子墓，在移置爨宝子碑时，特命工匠重刻“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碑”，并命人将碑文拓出，才发现这石碑的真正价值，并安排在重修县志时将碑文全部录入。此前，邓大人用隶书亲自题跋，跋云：“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己巳改义熙。碑称‘大亨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这个跋非常重要，有了这个题跋说明，人们就清楚了，原来这“大亨四年”，其实就是义熙元年，消除了后人的疑问和困惑。

邓尔恒去职后，爨宝子碑就从知府衙门移至曲靖城武侯祠，后移至曲靖城内魁星阁前。作为发现这块碑的第一人的邓尔恒，他的父亲是曾任闽浙、两广总督的邓廷桢，是与林则徐齐名的禁毒英雄，任上建设海防、抵御外敌，被后世誉为民族英雄。邓尔恒在曲靖任职知府，清咸丰十一年被提拔为贵州巡抚，上任贵州路上再接圣旨调任陕西巡抚，北上陕西途经曲靖，夜宿知府衙门别院，不料却遭遇歹人夺财害命，此案震惊朝野，成为清代一大奇案。

爨宝子碑在曲靖城内平静地度过了70多个春秋后，遭遇动荡时局。1927年云南爆发兵战，随着战事推进到曲靖，被围困于曲靖城中的兵士把爨宝子碑撬去修筑防御工事。使爨宝子碑重陷险境，危于累卵。万幸的是，经过激烈的战事洗礼之后，爨宝子碑竟安然无损，但却被弃之于荒野之中。这时，曲靖城中以拓售碑帖为生的寒士张士元将此碑偷偷运回家中，白天捶拓拓片，晚上当床铺用。爨宝子碑竟然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十年后的1937年，云南与贵州的公路修通，国民政府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官员学者队伍，组成“京滇公路周览团”到云南游览，并且点名要参观爨宝子碑。曾任云南盐运使、内务司长，一度代理云南省长的周钟岳非常重视此事，出面协调落实资金，并且委派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谢显琳，也就是曲靖一中的第一任校长，在曲靖一中的校园内建造了“爨碑亭”，将爨宝子碑置于亭中直到现在。

探访爨宝子碑后，顶着骄阳，踏着热浪，我们驱车来到了陆良县薛官堡镇，爨龙颜碑就位于小镇街道。迈进院门，看见“南碑瑰宝”门匾悬挂双扇门上，拾级而上进入碑室，玻璃罩内，三米多高的碑石矗立眼前。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刻于南朝宋代大明二年（公元458年），比爨宝子碑晚53年，为爨龙颜死后12年所立。碑文共计九百余字，记述了爨龙颜的事迹，称爨龙颜“君姿英雄之高略，敦纯懿之弘度，独步南境，卓尔不群。”同时，碑文系统追溯了爨氏当时的族源及其迁徙路线，以及爨氏进入南中后从其始祖爨肃到爨龙颜九代世袭历史，为后人提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爨龙颜碑是怎么发现的呢？发现者正是有“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之誉的阮元。

清道光七年（1827年），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带着儿子阮福和随从，一路翻山越岭来到陆凉州，在知州张浩的陪同下，通过无数次询问、查看，几经辗转，终于在距陆凉州城东南约三十里的贞元堡（今薛官堡）附近的荒野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阮元命人将石碑翻转，并用清水洗净，碑上显露出的字迹，让他甚为欢欣，这便是元代以来就被古籍所记载的爨龙颜碑。仔细揣摩研读后，阮元当即在石碑右边空隙处亲手以隶书题跋并刻之：“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总督阮元。”并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石碑类编号：第一号是西安碑林，第二号是《爨宝子碑》，第三号是《爨龙颜碑》，第二、三号两碑并称“二爨碑”。

“二爨碑”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的书法界备受推崇。在研究爨碑书法的许多学者、书家中，康有为，这位近代维新派领袖对“二爨碑”的顶礼膜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给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在书法上做出重大定论并大加褒奖的名家中，康有为算是首屈一指的。对爨宝子碑，康有为认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爨宝子碑的碑刻文字，通过局部的夸张、强调和变形，把书法中的曲致、方圆、斜正、刚柔、动静推向极致，从而形成对立统一的独特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爨龙颜碑被康有为奉为“神品第一”，并在其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中大篇幅地进行了极致的评价和神话般的褒扬。“宋碑则有《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正是由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对爨龙颜碑的极力推崇，将其列为“神品第一”“古今楷法第一”，称其“为雄强茂美之宗”，使得此碑声名鹊起，名扬海内外。从那以后，众多书家、学者争相传拓、研习、考释，一些书家和仰慕者接踵而至，虔诚膜拜。

有人做过研究，爨体问世以来，短短的百余年中，海内外先后刮起三次“爨旋风”。清中晚期，崇碑碑帖，打着复古的旗帜，拆骨还肉，大胆创新。阮元、康有为大力鼓吹，爨体由此得宠。杨守敬携拓片东渡日本，东洋书道改辙易帜，爨体从此大兴。近现代，承碑学余波，开创了碑帖结合的道路。爨体的独创性、包容性和可再创造性成了一种时尚品牌。习书者争相抚临，爨体再度流行。20世纪80年代后，书法艺术空前爆热。碑刻书法在展厅中独领风骚，雄强朴拙之风再度风行，爨体以其独步书林、卓尔不群备受追捧。我们有理由相信，书法史上的爨体热还将继续风行，并不断焕发新的时代气息。

游走广袤的曲靖坝子和陆良坝子，品读散发幽幽古意的“二爨”碑文，打开一扇窥探历史的窗扉，我们似乎遥望到那风雷激荡的岁月烟云，聆听到那穿越千年的鼓角铮鸣，感知到那精美文字背后鲜活生命的怦然脉动，那未济的抱负志向，那消弭的功业英名，那扼腕的唏嘘叹息……江山无限景，都在一亭中，只有那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化作绵绵不绝的悠悠文脉代代相传。

□余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