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仁杰 文/图

祠堂一词对于现今的人们而言熟又不熟。熟在于它是我们民族血脉中的一个结，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必备；不熟在于它离我们现今生活实在太远，日常生活中大多不见它的身影，只是在清明时节，有些大姓之人于其族所存祠堂聚之为会，但这种祠堂会毕竟小众，太多的人不甚了解。而今祠堂随处可见的痕迹早已是记忆中的一段乡愁，祠堂零落固然是宗法制度的没落造成，亦是社会进步、人权平等的结果。以血缘为纽带聚族而居、以家族为单位管理地方的时光不过距今百年，那随处可见祠堂建筑的时光也不过距今百年。百年间时移俗易，不再哀民生之艰，只叹时光易老，于“宗祠林立”中幸而保存的零星祠堂可为见证。

1985年版《渠县志》记，清代、民国渠县宗祠林立，一姓一祠或一姓数祠，一乡之内建祠3至10姓，如有庆区6个乡建有25个祠，可见当时渠县“宗祠林立”下，祠堂建筑随处可见的风光。而今渠县祠堂建筑仅存16座，百年时光中，16处祠堂多因地处偏远或为民居而保存，“林立”的祠堂建筑于时光中渐行渐远。祠堂如今不再是祖先祭祀的场所，不再是惩恶赏善、管理族人的机构，不再是助学办学、光大家族门楣的场地，不再是修、续族谱的源头，不再是演戏酬神及族人自娱的念想。水泥房环伺中，那褪去颜色的木柱、门窗、青瓦，虽不能掩盖木雕、灰塑、彩画的绚烂，但终是零落难依，保存较好的祠堂多被当作文物登记、保护。祠堂从随处可见，到今需访古追寻，终是被时光斑驳了。如今祠堂原有功能丧失殆尽，它是一个家族的共同记忆，是同宗同族之间交往、互助的润滑剂，是乡愁的散发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认知，祀自然是祭祀祖先。西周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宗庙为核心的礼制，于宗庙祭祀祖先。汉代多建墓祠，隋唐官员建家庙祭祖，下层官员及庶人无权建家庙，只能在寝中祭祀父、祖两辈。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依然有等级之分，士、庶家祠只能祭祀高、曾、祖、父不出五服的四代。元代对民间营建祠堂的控制松弛。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诏令天下皆立家庙祭祖，民间获得建立宗祠的合法地位，家祠向宗祠转化。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颁《上谕十六条》，明确了宗族祠堂的功能是祭祀祖先、奖惩教化族众、家族聚会议事、藏谱修谱、助学等，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修建宗祠达历史高峰。从古至今，祠堂最主要的功能便是祭祖，于古祭祖既是不忘来处，更是企望祖先对现世族人的护佑；于今祭祖虽不再是祠堂主职，但共忆一个先祖，共寻一个出处，共念一个族群且是没变。祭祖变念祖，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内涵。

祠堂于清朝是以乡土宗法制度，实现对宗族子民管理和教化的载体，某种意义上对族人有决定生死的权力，成为实际上最基层的管理机构，故清、民国才会“宗祠林立”。渠县16处祠堂中有6处宗祠、2处支祠，余8处可能为宗祠亦可能为支祠或家祠。本是城镇乡陌间随处可见的乡土建筑，如今成了需要人们保护的文物，只因它日益减少，只因它的渊源越来越模糊，人们对它的记忆越来越淡、越来越趋于无。虽说祠堂建筑日渐稀少，但现存祠堂建筑依然以它独具风格的建筑特征，或是祠堂内所留存的碑刻等，诉说着祠堂的历史，讲述着祠堂主人的过往，解读着祠堂所在地的前世今生。我们便也于祠堂中寻一族之辉煌，念族群生存之坚韧不拔，味一地之历史波澜。

渠县望江乡搭莲村舒氏支祠正殿建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戏楼建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分别补修，一进四合院式建筑，占地576平方米。祠堂内所留存的《舒氏支祠碑》记录了舒氏一族于江西南昌迁至湖北麻城县，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自楚入蜀居于渠北青丝场，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因当时姚黄十三家劫掠渠境，又迁于现望江乡搭莲村。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商议建祠，终于清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立春日动工，仲夏日竣工。一处支祠细述了明代“湖广填川”的移民史，遗留了明末清初民生多艰的苦难史，再现了聚族而居、抱团求生的宗族史。此外，舒氏支祠戏楼白色板壁上，吉祥班、义和班、玉龙班、金玉班、福星班等众多戏班，于光绪或更早年间的墨书题名体现了祠堂“唱戏酬神”的另一功能。每当清明会等家族聚会时节，族人祭祀祖先、管理族众之余，于戏楼上请戏班演戏酬神时，亦是全族放松之时，可以想象当时的热闹场面。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于祠堂戏楼也是恰当。

土溪镇赵氏宗祠建于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一进四合院建筑，占地830平方米。祠堂入口的甬壁建筑是湖北移民的建筑特点，说明赵氏一族同舒氏一族一样，是“湖广填川”的移民。只是赵氏宗祠不见来路的记述，故只能通过建筑知其是湖北移民，但何时移入就不知了。祠内现存的《鼓励人才》碑记录了鼓励族人成才的条款，亦可理解为宗族管理族众的方式。旧时功成名就或光宗耀祖的方式以科举入仕为主，于是赵氏鼓励人才的方式便是入泮、补廩、岁贡、文武中举、点翰林、出仕升迁等“赏银”不等，以石碑记录，便是族规。此族规表面看是劝学、助学，实则说明了家族延续的根本是族人成才出仕光宗耀祖反哺家族。一处宗祠，道出家族生存根本，道尽国人出世缘由，亦折射出古之华夏生活本质。

祠堂终是成为历史的记录者，成为地方的档案。寻一处祠，便知一地居住民的过往，知族群的生存多艰，知族人创造的辉煌。一处祠知一地史，一众祠知一区域史，国境内的祠堂就这样串联了一部国史，祠堂成为时光过客的驻足地，成为古往今来的游子身上衣。

今时今日，寻族之旅时有发生，每年举办清明会者越来越多，修谱、续谱于民间一直持续，修建、补修祠堂已不鲜见，民国后随社会变迁而没落的宗族观念于今却是实实在在地回潮。聚会时遇见同姓大多会问一句来自何处，若来自一处又会再问一句是否同宗，一问一答间便加深了记忆，融洽了关系，便有了来往或是深交。城镇乡陌间随处可见的祠堂虽已随时光而逝，但深入血脉的宗族观念不用人教，便自然散发。有祠可依者，清明回故乡扫墓及参加清明会已是必然之旅，无祠可寻者，聚族再建也不是没有。祠堂已成为回乡的理由、思乡的源头，于是有人写道：“祠堂，是大地上鲜活的遗存，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是一方方最独特的‘中国印’……祠堂是存放我们乡愁的陈列馆，是安放我们灵魂的栖息地。”

渠县所存的16处祠堂，是不是安放了16姓的灵魂不得而知，但知16处祠堂是旧时宗法制度的载体，是今时乡愁的归处，是缘起缘落的根由。且记缘起，且记过往，且记乡愁，叶落才能归根，为祠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