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说服父母，到我成都的新居，小住一段时间。父母一路上谈笑风生，到住处后，入座方定，父亲便急切地要我给他买一份《参考消息》。由于我也是“初来乍到、摸不到锅灶”，经多方打听，竟一无所获。父亲脸上写满了失望，感慨道：“成都还没有开江好！”他煎熬了两周后，便匆匆返回开江了。

    父亲年近九旬，一生唯一爱好就是看报，又特别钟情于《参考消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黯然落幕，全民大办钢铁也画上了句号，父亲从新建铁厂转调到普安酒厂任会计（当时无厂长，会计是事实上的负责人）。在当地，具有初中文化的他，算得上是难得一见的知识分子了，父亲也因此有些自得。物以类聚，父亲和普安区委的唐能扬、税务所干部何志怀、邮电所所长于长田等人“气味”相投。在我的记忆里，每天下午或晚上，他们都要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一番。那时，不能妄谈国事，他们便埋头在报纸中挖掘信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以能吃透并准确复述报纸内容为荣。

    政治挂帅是当时的主流，父亲努力争取到县糖酒公司领导同意，一个只有十几人的小酒厂，竟然订阅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四川日报》《参考消息》等几份报纸。特别是《参考消息》是所谓内部发行的刊物，寻常人哪里能得一见？换句话说，在普安镇这样的小地方，读《参考消息》就是有身份的象征。父亲当时只是二十四级干部（普安酒厂也仅此一名干部），所以，普安酒厂是没有资格订阅《参考消息》的。现在想来，估计是邮电所所长于长田想法变通解决的。

    普安酒厂的工作时间集中在凌晨四点至中午十二点。下班后常见的情景是：午休后，一把藤椅，一大盅泡好的粗茶，一支点燃的黄金叶牌香烟，在和煦的阳光下，父亲优雅地翻动报纸，两三个小时的时光就悄悄地过去了。

    那时，散布《参考消息》上刊登的内容，被视作“泄露机密”甚至“政治问题”来处理。父亲他们那个小圈子，闲聊时也是半吞半吐、点到为止，当然，其优越感溢于神色。随着我们几兄妹逐渐长大，能看报了，父亲则时时叮嘱：“切莫外传喔！”《参考消息》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也刻上了神秘的印记。记得那时，每当我与几个小伙伴在一起玩耍吹牛时，我把从《参考消息》上看到的只言片语在紧要关口抛出来，总是秒杀众人。

    于是，爱读报蔚为家风。在父亲影响下，我们兄妹四人也养成了读报习惯，不过，后来我们阅读的范围更为宽泛，唯独大弟与父亲爱好略同，至今也只对《参考消息》情有独钟。

    “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期间，报纸自然成了刚读小学的我的课文。每天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父亲半闭着眼睛，坐在我身旁督促我诵读《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不认识的字就问他。冗长的文字和枯燥的内容，使少小的我感到无比厌倦，我拉长了声调空泛地读着。有时我也耍小心眼，见父亲昏昏欲睡时，便只念开头一段，选读中间一段，再抑扬顿挫地读结尾段，末了，高声提醒父亲：“读完了！”父亲睁开眼睛：“好！可以睡觉了。”我好不欢喜。奇怪的是，我的这些小动作，他竟然一次都没有发现。不过日积月累被迫读报，也让我认识了不少字，慢慢地可以通读大多数文章了。

    我当兵退伍时，按照县政府当时对口安排的政策，我应该被安排到回龙机械化酒厂工作，时任商业局局长巩顺元，在我小时候曾多次到普安酒厂检查工作，对我少小能读报有所耳闻，因此，点名把我分配到了对文化素质要求较高的五金公司工作，这也是无心之得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参考消息》逐步扩大到基层；八十年代，《参考消息》摆上了报摊，人们已经能够自由订阅了。这时，父亲终于可以就着午后的阳光，正大光明地读《参考消息》了。每当夏季，人们在厂区的晾堂乘凉时，父亲自然是谈话的中心，兴致高时，会对工人们海吹一通报纸上看来的国际见闻，引发听众无限遐想。

    改革开放以后，报纸多了，《参考消息》不再是获取国际新闻的唯一渠道。《环球》《世界知识》等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参考消息》的唯一性、垄断性、神秘性逐渐丧失。但父亲固守成趣，《参考消息》仍是他唯一最爱。退休后，他自费订阅《参考消息》，三十余年从不间断。因为，阅读《参考消息》代表一种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观念，已经扎根在他心灵深处。

    看报是父亲生活中的组成部分。尽管高龄的父亲现在行动有些迟缓，但是，自己步行去报亭买《参考消息》，依然是一天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必须要亲自去买方才称心。我回家看望他时，他仍然要和我讨论一下天下大事。

    无论阴晴，每天上午十时左右，开江城区五路口车水马龙，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坚定地穿过马路走向对面的报亭——他，就是我父亲！

    □冉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