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不仅对正在成长期的孩子造成身体伤害，同时心理上的摧残是更为残酷的现实。目前，我们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几乎是零，欠缺正规的性教育，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在遭到性侵以后，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很大的机会。

    第一次见到被性侵后的小红，是在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逮捕的时候，我们通知她到居住所在地的乡政府核实相关情况。黝黑的皮肤，不高的个头，蓬松头发下是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由于家庭惨遭变故，没有父母细心养育和呵护，她的身材明显比同龄人要单薄许多，我第一眼就确定这是一个身世坎坷、使人怜悯的小姑娘。她的班主任说：“小红父母过世后，一直跟着奶奶相依为命，而在两年前，最疼爱她的奶奶也离开人世，留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并最终只得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居住。”

    虽然有班主任老师陪同，但初见我们，小红仍有些胆怯。我表明了身份，并说明了来意，但不管我如何使出浑身解数，都未能取得她的信任。每当遇到涉及她的关键和敏感话题时，她下意识地选择沉默和回避，调查进行得很不顺畅。

    根据以往的经验，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再提及案子涉及的相关问题，我把话题直接转向了小红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兴趣爱好等，我们也从她的回答中慢慢了解了这个农村苦命女孩的成长历程，走进了她脆弱而敏感的内心。

    在我曾经办理过的案子中，遥远的血缘关系和荒僻农村环境，往往让一些挂着亲戚身份的人变成了魔鬼。小红的亲戚同样认为：自己既然管小红的吃穿住用，就应该得到回报，碰一下她的身体更是理所当然。在一个夜晚，纵然小红万般抵抗，仍没有逃脱被性侵的命运。而犯罪嫌疑人第一次得手以后，见小红没有告发自己的举动，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小红进行了多次性侵。

    我揭开了小红心底的伤疤，勾起她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后，心中十分懊恼。回到单位，她的悲惨遭遇成了我的心结，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为这个苦命的孩子讨回公道。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并没有赔偿小红的任何损失，我立即向控告申诉科提供了这个线索，希望能为她进行司法救助，解决她眼下的生活难题。通过我们两个科室的争取，2万元司法救助金很快就办理下来。院领导带领我们到小红所在的乡政府，把救助金发放到小红的手里。看着她乌黑的眼睛里噙满泪水，坚强地忍着没有让它掉下来的表情，我却忍不住潸然泪下，只能叮嘱她“好好学习，保护好自己”。

    近年来，有的地方开始试行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从业禁止及信息公开制度。而我们针对偶发的性侵案也要有防有治，绝不能将偶发性侵害视为复杂而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任由其继续偶发和蔓延。法律，不仅要让侵犯未成年人的罪犯无处遁形，也要让每一个涉诉的未成年人感受到来自法律的保护！

    □陈军 本报记者 龚俊 整理 杨娟 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