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的激进派谭嗣同与梁启超是经吴樵介绍才认识的。

    吴樵(铁樵)名以楩，字樵，吴德潇长子，原达县宝芝乡白衣庵人(1948年划归平昌县)，生于1866年。吴氏家族系蜀中名门望族，祖父吴铣，道光进士，咸丰年间先后任云南澄江、曲靖知府。叔祖吴镇，咸丰进士，监察御史，为东乡(今宣汉)袁延蛟冤案昭雪立过大功。父吴德潇，考第三名举人，维新变法时，与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先后任浙江山阴、钱塘、西安知县，为官清廉，卓有政声，在西安任上被惨杀。樵曾与父亲一起共同谋划创办上海《时务报》，与父客寓京师时，介绍谭嗣同(“晚清四公子”之一、“戊戌六君子”之一、湖北巡抚谭继洵子)、梁启超(戊戌变法主将、宣传家、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认识，三人结为弟兄。

    梁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而事季清先生……吾三人者，连舆接席，未尝一日相离也。”“余初交铁樵，在京师，实乙未秋，与谭浏阳三人相视如兄弟。”谭嗣同在《吴樵传》中称：“以长铁樵一岁，父事季清先生，而弟铁樵。过从日密，偶不见，则互相趋。”三人在相识后就约为兄弟之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为什么能如此一见如故？首先，客观的历史环境为他们相识提供了前提条件。中日甲午战败后，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宣告失败，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得到迅速传播，并很快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为了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维新派在京、沪、粤、鄂、湘开始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开展这些活动，需要大批维新志士同心协力，结交“天下志士”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愿望。

    其次，他们志同道合，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在三人相识之前，他们都曾参加维新运动。梁启超参加了康氏领导的“公车上书”和北京强学会（任书记）并任《中外纪闻》主笔。谭嗣同与唐才常在湖南浏阳设立算学社，开湖南新学之先河。吴樵在武昌参与了汪康年等筹拟中的“中国公学”，参加了北京强学会的会务活动。此外，他们还有共同的爱好——钻研佛学。再次，三人都有很高的学识和修养，彼此又有令对方佩服之处。最后，同处一地则为他们相交乃至建立深厚的友谊提供了机遇。

    梁启超在宣传维新思想的主阵地《时务报》任主笔，发表了《变法通议》一系列宣传维新变化的惊世政论，还协助创办了《广时务报》。谭嗣同此间写了《仁学》上下两卷，系统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书中还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吴樵则奔走于沪、鄂、湘、蜀之间，也曾为《时务报》的创办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谋略，作出巨大贡献。三人都为维新思想的宣传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吴樵的早逝，使他自己丧失了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遇，也失去了像谭梁那样在戊戌变法中大显身手的机会。但他也自有功绩，正如谭氏赞誉的：“其所擘画，若报馆、若女学、若机厂、若矿产、若农田，虽不既举，而条理毕具。”“既不然，中围不有铁樵；中国有铁樵，则中国之事之待于铁樵者，不知凡几。铁樵必不死，而铁樵竟死，然则吾又将奚适也!”梁启超还为吴樵题写墓碑“天民吴樵之墓”。为中国富强而变革的理想，使三人走到一起，并且在短暂的交往后建立了不渝的友谊，这使我们看到，吴樵对谭梁以后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该被历史尘封的。

    □刘家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