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官煊·

    我比《达州日报》大13岁，按年龄来说，我是哥哥，他是弟弟，几十年的风霜岁月，我这个79岁的哥哥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满脸皱纹快变成丝瓜布了，然而这位66岁的弟弟却越活越年轻，年轻得让我大吃一惊！

    几十年来，《达州日报》几易其名，创刊时报名为《通川报》，后来改名为《通川日报》，后后来改名为今天的《达州日报》，尽管报名几经更改，但我们之间的手足情深，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水乳交融，相伴岁岁年年。

    《通川报》是我人生中认识的第一张报纸。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我是达一中的学生，有一次路过大西街，见到街边的橱窗贴着《通川报》，顿时觉得好奇便停下来阅读。从此《通川报》便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不久，我到成都读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工作。无论是在成都和武汉，我都订了一份《通川报》，这个小兄弟没有让我失望，总是把家乡的大事小事及时地详尽告诉我，让我这个在异乡的游子一解乡愁。

    1962年8月，我从武汉回到达县草坝公社，从此，我便开始给《通川日报》投稿，我的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诗接连不断地发表在《通川日报》的副刊上。稿子发多了，产生了一点小影响，一些好事之徒造谣生事给报社写信，说我是地主的儿子（其实，我是贫农的后代），要求报社不要发我的作品，一位副刊编辑为此遭到牵连。后来，报社顶住压力继续发我的作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做这样的事需要多大的胆识和担当，这不仅是报社对作者的理解和支持，更是一片挚爱一份真情。

    文革结束后，我被招工到城里工作。每当路过通川中路118号，总要停下来朝报社大门里望望，心中的敬仰油然而生。啊，这里边有我眷念已久的老师和亲人，我一生追随他、热恋他，他不仅影响了我的人生，还改变了我的许多观念。

    花开花落，燕去燕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报社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从报社领导到诸位编辑记者，大多成了我的老师和朋友，兄弟般的手足深情与日俱增，他们没把我当外人，我则把他们认作亲人。报社组织的各类活动可谓接二连三，座谈会、改稿会、新闻培训班……只要我在达州，都会被邀参加。

    几十年来，《达州日报》是我发表作品最多的报纸之一，也是我最难忘的一家报社。发表过我作品的海内外报纸至少也有一两百家，这一两百家报纸都深深刻进我的记忆，唯独《达州日报》不仅在记忆中，而是入心入肺，深入骨髓。

    我这个哥哥正在逐渐衰老，《达州日报》这位弟弟却始终朝气蓬勃。任何时候读他，他还是那么生动活泼，充满锐气，还是那么潇潇洒洒、风华正茂，今生今世，我注定一天天追随着他老去，一年年读着他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