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达城

    我是在达城武斗正酣、派仗的枪炮声响得最激烈的时候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下乡才短短3个月，火烧达城的惨剧发生了。

    那是1969年7月9日，达城的造反派和保皇派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为了扫清西门城外的射界，便于观察城外保皇派的动静，守城的造反派在西门外放了一把火，将红旗仓库到红旗桥的街道点着了，达城顿时烈焰腾空，火光熊熊，烧红了半边天，100多间民房化为灰烬，铸成了达城“文化大革命”中财产损失巨大的火难。

    我当天远在复兴乡下，看到达城浓烟滚滚，烧得半边天都变了颜色，知道达城发生了大火。到了晚上的时候，有进城的人回来说，那火是造反派故意纵的，西门外被烧掉好大一片。我们的家正在西门外，我急得一晚上都没有合眼。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从九龙村经马踏洞、五里店、狮子桥往家里赶。走到文家梁，天大亮时，老远就看到我们家那条街道已被烧成一片黑乎乎的焦土，面目全非，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余烟袅袅。我站在废墟前，欲哭无泪。

    家在哪里？父母在哪里？一家人还好吗？

    经过打探，得知父母被造反派赶出家门后，住到西圣村我同学周文仁的家里去了。我马上赶往周文仁家，见着父母姐姐，还有郎师叔一家。窝虽然没有了，但一家人都还平平安安，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周文仁家的房子也很窄，这么多人挤在这里不是办法。我们两家十多口人，随着我，到了复兴我的那个家。郎师叔一家投奔他的亲友去了，我们一家就只能由我来安排。

    农民兄弟真是厚道善良。得知我们家遭了大难，房子被烧了，这家送点米，那家送点面，这家送点油，那家给点盐，使我们家把日子对付着过下去。特别是刘仁君家，还把自己家的房子专门腾出一间给我的两个姐姐住。

    房子虽然被烧，但父亲还要上班，单位给他在曹家院子找了一间房子，全家人在乡下住了一个多月，才搬回城里那个临时的家。

    达城西门大火之后，上边出了一条政策，允许被烧户在原地重建，但建筑材料得由自己想办法筹措。我是家里的长子，当时又是家里的独子，给父母重建一个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钱家里没有，要关系家里也没有，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我这个在农村当知青的儿子。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听说我家遭了那么大的无妄之灾，特别同情，他们非常爽快地答应，建房子的木材在生产队的自留山里伐，砖瓦就由我在生产队的田里做，做好的砖瓦土坯就在生产队的砖窑烧。

    建房子要木料，还要砖瓦。做砖坯瓦坯，要一定技术，也最耗费体力。在我做坯烧瓦的那几个月里，我半夜起床，刘仁君也跟着半夜起床。我挖泥挑泥，她就送水送饭；我和泥踩泥，她也卷起裤腿来踩泥；我往窑里码坯子，她就给我往窑里递坯子。我累，刘仁君也跟着累。房子被烧后的第二年底，我们家在被烧毁的平房原址上，建起了一座一楼一底的瓦房。

    就在这同甘共苦的你来我往中，我和刘仁君也收获了爱情，明确了恋爱关系。

    后来，我被招工回城。1973年8月，我与刘仁君办了结婚证，11月办了结婚酒。她的城市户口轻而易举解决了。我一直主外，把工作干好；她一直主内，带孩子，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我与3月10日这个数字有缘。1969年3月10日，我把户口迁移到复兴公社；1972年3月10日，我又把户口从复兴公社迁回了达城；1973年3月10日上午，我把刘仁君接进城，下午我和母亲回赵固乡下，把弟弟谢永泉接回城里顶父亲的班。

    泉娃子20岁回到父母身边。我和母亲去接泉娃子时，大幺爸大幺妈不愿意放他走，他们当初接收泉娃子的目的，就是要养儿防老。我反复给大幺爸大幺妈做工作：“泉娃子进城顶班多不容易，幸喜我参了工，如果我没有参工，顶替接班的就不是泉娃子，而是我，想把他从农村弄进城都不行。只要将来泉娃子在城里有了工作，他不会忘记你们的养育大恩。”大幺爸大幺妈也是明白人，所以，当天晚上，大幺爸大幺妈就答应了放泉娃子走。

    后来，我们一家人都严格遵守诺言，对大幺爸大幺妈认真照料。泉娃子为了不使大幺爸大幺妈再劳累，进城不久，自己租房子住，就将大幺爸大幺妈接进了城，赡养义务比不少亲生儿子尽得还好。后来，泉娃子不幸早逝，我们这几姊妹继续接过泉娃子的赡养接力棒，继续对大幺爸大幺妈尽孝，在精神上给予慰藉，在物资上给予保障，直到大幺爸大幺妈双双活到81岁，我们热热闹闹把他们“送上山”。赡养父母，不管是生父母还是养父母，都要尽心尽力，这是做人的底线，也是做人的起码良知。

    （连载之十八） 

 □谢永海/口述 刘秀品/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