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在中国唐代文坛上成就卓著，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全唐书》将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并列为“言诗”之列，“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元稹同李绅、白居易等一道形成了一个通俗诗派，繁荣了中唐诗坛。元稹还是新乐府运动的中坚。
元稹在诗歌、小说、散文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而以诗歌成就为最大，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赞誉。
元稹诗歌现尚存800余首。他与白居易一道开一代新诗之风气，形成流传至今的诗歌流派“元和体”、“长庆体”。
1、乐府诗成就较大
元稹如饥似渴地从杜诗中吸取营养，勤奋不懈地进行创作，为了使诗歌容易为民众接受，力求平浅明快，“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
他写民间疾苦的诗历来为世所重，如《田家词》《织归词》等，《田家词》《估客乐》等都是新乐府诗的上乘之作。
元稹诗借鉴了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他的创作源泉是中唐时期严酷的阶级矛盾、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他自幼接触社会下层，体察劳苦民众的生活，一旦现实需要，便道出自己心中之郁积，描绘民众的种种苦难，传达民众的心声。他虽然比白居易小七岁，但却是他启发了白居易写作新乐府。
在元稹反映民众苦难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剥削压榨的残酷、贪官污吏的暴虐、皇室贵族的荒淫、平民百姓的哀号、正人真士的愤懑。这些诗篇是元稹干预教化的武器、进行谏诤的奏章。元稹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在实践和理论上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元稹在新乐府创作上最成熟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它与白居易的《长恨歌》齐名。通过唐代洛阳附近的离宫——连昌宫边老人的见闻和经历，把离宫的兴废与唐王朝的盛衰自然联系起来。从玄宗王朝的兴衰到平定蜀中刘辟等叛乱，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诗人尽收眼底。篇末借老人之口提出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殷切期望，此诗堪称唐代叙事诗的典范之作。
元稹诗歌内容反映现实面相当广泛，可分为指斥时弊、哀叹民生；愤世嫉俗、壮怀激烈两方面。
指斥时弊之一：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如《田家词》：“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不遣官军粮不足。”揭露官军不过是一群打着收复旗号祸害百姓的豺狼。
时弊之二：宴游无度，奸佞当路。如《上阳白发人》：“我悲此曲将彻骨，更想深冤复酸鼻”，揭露宫使乘机横行的丑态，控诉被幽闭宫人的不幸遭遇，提出解放宫人的进步主张。
时弊之三：边将骄横，生灵涂炭。如《缚戎人》揭露边将掳掠百姓，冒名请功的真相。
元稹愤世嫉俗的篇章，以奔放愤激之词，喊出了隐藏心中的不平。
元稹的愤世嫉俗还表现在对官场黑暗、互相倾轧的揭露与鞭笞。《巴蛇》《蜘蛛》《蚁子》等篇描写自然界毒虫之烈，归结到人世：“安知人世里，不有噬人人。”
2、艳诗与悼亡诗颇具特色
元稹诗中最具有自己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
他的艳诗擅长描写男女间的爱情，细致而生动。艳诗分古今两体，有的为崔莺莺作，有的兼涉崔莺莺和韦丛。陈寅恪评此类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钷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但此类诗思想内容较差，有轻薄庸俗成分。时人斥为“淫言媟语”。《全唐诗话》中，杜牧说：“喜为淫言媟语，鼓煽浮嚣，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辞海》评价说：“又颇有艳诗，对诗歌创作产生不良影响”。
元稹的悼亡诗是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韦丛的优点是不好虚荣。“贫贱夫妻”感情纯真。悼亡诗只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无溢美之词，眼前景，口头语，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流传最广的三首《遣悲怀》，属对工整，如话家常，对律诗通俗化有一定影响。第三首结语“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确是名句。但可惜言行不一，韦丛卒后，不过二年，元稹就在江陵府纳妾了。
元稹的悼亡诗超过晋代的潘岳，可与苏轼《江城子》媲美。
3、次韵排律独树一帜
元稹喜欢杜甫“铺陈终始”的排律。他与白居易竞相创作，自知不能超过白居易，遂用“次韵”的方法来压倒对方。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元稹在江陵府所作《酬乐天书怀见寄》等五首诗，是元、白之间“次韵相酬”的开始。元稹认为，古诗次韵不足难，用排律次韵向白居易挑战。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自夸“每被老元偷格律”的白居易，在次韵方面，却对元稹承认：“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元稹首创次韵排律，在形式上争巧斗奇，风靡一时，但思想内容比较单薄，有的流于文字游戏，其价值并不高。
自从元稹创作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以后，“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更是产生流弊了。”
元稹的小诗，如《行宫》很出色，“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洪迈《容斋随笔》评此诗“语少意足，有无穷味。”瞿佑《归田诗话》说：“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稹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真是评得恰到好处。 （连载之二）
□刘家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