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注重体面就业发展机会。其中占据主体的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城市就业形势不好，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当前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生活状态怎样？有哪些诉求？出路又在哪里呢？

　　新生代农民工诉求出现新变化

　　来自湖北省的张新伟，现在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个体商贩，每年有十几万元收入。虽然收入不错，但业余时间一直在自学文化课。他想今后有机会考大学，留在北京。“挣得多一点儿少一点儿都不打紧，总不能一辈子让人把咱当个外来人啊。”他说。

　　“对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渴望被尊重和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在关心工资高低的同时，工作环境、教育、培训及精神需求越来越成为诉求重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

　　当前，流动人口普遍缺乏归属感、荣辱感。翟振武说，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要以“80”后、“90”后为主，相比上一代，他们接受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更强，他们在融入社会时的诉求经常会出现新变化和新动向。

　　20年前从四川广安只身来北京打工的李广明告诉记者：“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是为赚钱，住的、吃的都不在意，但现在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很看重工作环境和娱乐生活，如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一星期至少要休息一天等。”据了解，企业是否提供住宿、住宿条件及子女生育等问题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考虑的重点。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对业余文化精神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记者采访了解到，凡有球场、图书馆、网吧等设施，或注重企业文化的企业明显受外来务工人员欢迎。

　　城市资源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地方采取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措施，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但距离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实际诉求还存在不小差距。

　　目前，各城市的教育、医疗经费划拨，以及城市土地的规划等大都是按照户籍人口的规模来制定。如广州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资源配置主要以户籍人口数为基础依据。现在要让700多万流动人员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资源配置，实现起来就有很多难题。

　　北京市流管办负责人说，北京目前最大的压力是人口规模调控问题。流动人口高峰时进入数据库的人口达到800多万，给北京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带来巨大压力。

　　此外，部分地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部门反映，流动人口信息不清也制约了政府的资源统筹和配置。目前，各地流动人口登记数据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公安、计生、住建、旅游等部门都各自统计自己的数据，相互之间不符，加上很多流动人口没有及时登记，导致统计数据与实际数量相差较大。

　　“清楚的数据是满足流动人口需求最基本的需要，如果连有多少流动人口、构成情况都搞不准确，又怎么能清楚该建多少学校、幼儿园，建多少住房呢？”翟振武说。

　　科学引导、完善服务才是出路

　　采访中，公众普遍对流动人口给当地发展所作的贡献高度肯定，同时对应对流动人口带来的服务和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蔡禾认为，近年来，党和政府践行以人为本理念，加大民生投入，客观上也提高了部分流动人口的预期和利益诉求。因此，首先应该认清人口流动大趋势，重点关注流动人口的增长型利益诉求，同时政府和企业需要整合资源，优先解决其最关心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诉求。

　　有关人士建议，流入地政府应注重对流入人口进行引导，使人口总量与本地社会服务能力相适应。如地区间可坚持规划优先原则，将本区的产业规划向社会公布，明确提出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方向，这样可以增强流动人口流入的有序性，提高就业率，保障流动人口生存状态。

　　翟振武说，目前，新型的城市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未完全实现，管理体制有待建立，建议加强人口流入和流出大省间合作，探索解决教育、医疗保险新机制，打破区域限制对提供服务的制约。

　　“目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如果能解决教育问题，就意味着他们全家可以团圆，有助于他们稳定下来。建议在公立学校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整合民办学校资源，通过补贴和购买教师岗位等办法增加流动人口子女学位。”蔡禾说。

　　（新华）